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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闻人在四川10

民国段子手程大千 幽默比肩马克·吐温

程大千 李潇雪绘

  叹息的姻缘:新寡的司令夫人选中了“铁肺新郎”,他们的蜜月是在枕头上度过的。 绘图杨仕成

程大千的著名小说《重庆客》。

  张林岚所著《腊后春前》中讲述了《新民报》创刊始末。

  

人物简介

  程大千(1912~1979年),原名程沧,笔名“司马讦”。四川华阳人。民国时期先后在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工作。上海版的晚报1946年5月创刊,赵超构与程大千分任正副总编辑。1958年4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正式更名为《新民晚报》,赵超构与程大千分任正副社长。
  程大千编报之余笔耕不辍,除撰写《重庆客》、《重庆奇谈》、《重庆旁观者》等小说外,还曾发表长篇连载《岳家庄》、《岳云》、《女将穆桂英》、《佘赛花》、《四川白毛女》、《罗成》等小说20余种。
  2017年8月30日,李伯清在微博上说:“成都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啥子都好吃,

就两样东西千万不要和重庆比,火锅和面!”

  确实,在重庆,火锅是万能的。东北人说东北出饺子,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云南人说云南出米线,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广东人说有早茶,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山西人说有羊肉、甘肃人说有拉面,重庆人说,拿来拿来,全部烫火锅!
  在重庆,

小面有嘿多种。

  肉丝宽面、鸡杂面、鸭丝面,烧白肥肠面、羊肉面、肥肠面、酸杂面、青花面、酸菜肉丝面、豆花面、刀削面、铺盖面。
  在重庆,

重庆崽儿的段子也说得好额。恰恰幽默这种

细胞,不是火锅烫出来的,而是有传承和土壤的。
  如果从民国重庆算起,

报业老前辈程大千,

就是一个令人敬仰的段子手。除了新闻标题称绝,短篇小说更是幽默至极。

  著名散文家、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如此评价这位四川老乡,他的风格不仅是“莫泊桑+马克·吐温”,还有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
1风趣
糖衣下的爱情
美丽少妇嫁给“铁肺”

  自古山城多佳丽,巴山美女有如云。
  民国重庆,名媛淑女翩翩而来,风流声影冠绝一代。
  无论是林徽因、胡蝶,抑或是“渝中四小姐”,流光掠影,终不过是一时风华。
  那时的民国,已是一盏陈旧的马灯,昏黄的光线,能够照亮的恰是具有忧国哀民的政治勇气和良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期,重庆《新民报》出现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
  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他的作品故事曲折,幽默风趣,针砭时弊,有极具讽刺的冲击力。
  譬如,他写《铁肺新郎》,“一个女人的一生,是可以分为两段的,前一段是诗,后一段则是散文。”
  一位新婚司令夫人,因为丈夫惧敌误国而被处死刑。哪怕她曾经是名门闺秀、学校里的一支花、温室中的一朵蔷薇,铿锵的生活已经过去,接踵而来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平静。按现在的年龄,她不再是一首有韵味的诗,提前进入了散文阶段。
  这个漂亮女人,并不甘于守着丰富的钱箱度日,她要找第二个夫婿。
  当所有人都以为她要从婚姻竞选者中挑出一个名头响亮的人物,令人吃惊,她选择了一个“铁肺新郎”。
  一个肺病到了三期,肺叶烂得像珊瑚根的国难富翁。美国名医布里士已经宣布他的死期不会超过一年。
  他们的蜜月是在枕头上度过的,新郎一面咳嗽,一面说:“我真幸福。”
  这就是程大千的语言,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全然两路。语言简洁爽利,有欧化的影子,但又是善性有节制的,点到为止。
  著名散文家、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说,小说写到今天,我们发觉社会背景的渲染越发低落,传人渐少,已是“骏马下注千丈坡”。
  这种现象,并非文体的增进,实际上是观察力的退化跌落。程大千的优越正在这里,他的笔触中,社会背景的渲染烘托,仿佛国画精品的罩染一样,一层深似一层,一层密似一层,周到妥帖,又不乏疏松的透风之处。因为文体的关系,好像裹着糖衣,回味过后,越见其苦涩。

2文采
物价容易把人抛
薄了烧饼,瘦了油条

  作为“陪都”和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然而,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亦异常严峻,一边是权贵醉生梦死,歌舞升平,苟且偏安;一边是饿殍遍地,流民颠沛。
  那时的重庆,《新民报》被喻为《儒林外史》,它以大量社会新闻、文化消息和嬉笑怒骂的作风而受读者欢迎。
  《新民报》社址本来在重庆市区通远门七星岗,因1937年和1940年日机大轰炸后,疏散到西郊大田湾。社长是陈铭德,夫人邓季惺是新民股份有限公司协理兼《新民报》重庆社和成都社经理。
  作家、高级记者张林岚在《腊后春前》中,称陈铭德是一个刘备型的报老板,“四川长寿人,长得疏眉朗目,待人恳切。”
  那时的《新民报》盛极一时,不仅拥有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四大台柱”,还有夏衍、陈白尘、吴祖光、谢冰莹、郁风、丁聪等任主笔和副刊主编,郭沫若、田汉、徐悲鸿等在此工作或写稿。
  其中,程大千和张友鸾最擅长诗词联语式的标题制作,这也是《新民报》特色。
  程大千曾给张林岚传授经验,标题既要讽刺幽默,又要蕴藉不露,过于“直白直”不留余地,就算不得好标题。
  抗战时期,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都纷纷涨价。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框了一个花边,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见报后,读者纷纷叫绝。
  不仅如此,程大千还在《某城记事》中,生动描绘了物价涨跌之怪象:
  由于抗战热情高涨,大家贱卖的程度有些惊人,终于使得官方出手限价。命令颁布的第二天早晨,两个参议员在市政厅的走廊上谈心。
  一个说:“你看这些奸商,你不许他减价,他就把烧饼做得比面盆还大!”另一个说:“我很担心,油条会比大成殿的柱头还要粗呢!”
  他们甚至讨论了,“卖猪肉的流氓,把猪肝猪油当赠品;卖牛肉的光棍,竟使用三十六两的秤。”
  讨论完毕,他们同时叹了一口气,面带忧民之色,去吃他们的不愉快早点——比桌子还大的蛋糕,比牛奶还浓的豆汁。

3写作
泰山崩于前而不惊
唯他有这样一双冷眼

  著名报人、专栏作家赵超构,曾赞赏程大千的笔墨,“题材是莫泊桑的,而其文字的风格则是属于马克·吐温的。”
  伍立杨则认为,这种笔墨后面的心境,则是结合了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有的简直是包袱一路抖开,或者起承转合、柳暗花明、盘马弯弓、尺幅千里,端的是言外语意还有千重,篇篇挠着人的痒处。
  《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影影绰绰,又有些清晰,像模糊的铜镜。
  《月下》中收税人以无畏与智计,拿下持枪劫匪。都是两把空枪,却用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留下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冷笑。
  《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一路迤俪写来,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轻松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
  《战都酒徒》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从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正是“使君慵不出,愁坐读离骚。”
  这就是赵超构在《重庆客(小引)》中评价的程大千,“他顶喜欢看戏,看人家在台上表演,而自己则在台下冷笑。”
  副刊三张(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之一的张友鸾曾说,“大千那时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他心情不愉快不运笔,太高兴了也不写,吃了酒也不握管。不写文章的条件多得很,及至他提起了笔,那就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什么他都不管,整个的生命都交给了那一支笔……唯有他才有这样一双冷眼!”

4好客
妻子是烹饪好手
不怕辣来吃正宗成都味

  此时的程大千已俨然文学行家,依然没有闯入文坛的野心,安心做个勤奋的报人。
  抗战胜利时,陈铭德计划请张友鸾、程大千分任南京版日刊、晚刊总编辑。
  接到消息,程大千和张友鸾因为不耐烦等候机票,决定改乘民生公司轮船走水路去南京。
  船到宜昌,听说长江下游还有水雷没清除,船不能走。他们只得上岸走一段陆路,又改坐木船到汉口,走了将近一个月,12月才到南京。
  陈铭德久候两人不至,已经另请其早年合作者、外号“麻哥”的曹仲英主持南京社编务。等张友鸾、程大千赶到南京,眼看新民报已是别人的天下,心里老大不快。再加上老板娘邓季惺在财务上管得紧,一向寅吃卯粮的张友鸾、程大千更加愤懑。
  还好,此时的重庆《新民报》晚刊辞退了陈翰伯,陈铭德从南京请回程大千主持编务,程大千才脱离窘境。
  张友鸾没有戏唱,拂袖而去,拉了酒友兼同事郑拾风自立门户,去办他的《南京人报》。这张报是抗战前他与张恨水共同创办的,战时一度停刊。
  程大千回大田湾之日,编辑部的人都出动欢迎,围着他询问南京的情况。因为程大千幽默风趣,此后几天,家里坐满人,听他讲一路的故事和南京见闻。
  他的母亲和妻子也随他到大田湾,妻子蒋苑脚有残疾,婆媳俩都是烹饪好手。他时常邀同事到家做客,“你不怕辣的话,常到我家便饭:正宗成都味哟!”
  一个游子的热情邀约,在于他漂泊思乡的寂寞。离开家乡华阳,他时常想起铜瓶里的芙蓉,想起芬芳的腊味,或者少年时的一次溜冰大会。
  “西伯利亚的寒气,有时为这儿送来一点瑞雪,旅人就会更加想念故乡。”所以,他在《重庆客》中说,“作客重庆的人,在梦里也没有忘记过故家的杨柳与桃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马克·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