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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四川的云达乐:我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

云达乐(后排右一)与父母(前排左一、左二)及姐姐弟弟。

  2008年云达乐访问仁寿一中,并与学生交流。

仁寿县云从龙故居。

  

□徐杉文/图

  加拿大人云达乐颇有些中国旧式文人的风度,清瘦整洁,谦和内敛,直到九十岁依旧保持读书写作的习惯。得知我将采访他,云达乐特地做了一块展板,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仁寿与现在仁寿照片贴在一起,一目了然展示仁寿的变迁。仁寿是他的出生地,有故乡一般的情感。


怀念中国大娘她是第一个中文老师

  “我出生在仁寿县城。小时候比较挑食,只喜欢吃肉,不爱吃蔬菜,为此妈妈爸爸没有少批评我。有一天父母去成都办事,大娘就让厨师给我做了粉蒸肉,心想爸爸妈妈不在让我尽情吃个够。哪知我吃得太多,把肚子吃坏了,上吐下泻,把大娘吓得直掉眼泪。”
  云达乐口中说的“大娘”,是一位照顾他的中国保姆。云达乐说起她一往情深:
  “爸爸妈妈整天都在外忙碌,陪伴照顾我的是大娘。她小时候缠过脚,脚尖尖的,很小,大约不到五英寸,中国人说那是三寸金莲。
  当我调皮惹祸后,她就举起手做出一副要打我的样子。每每看见她这样,我就撒腿开跑,我跑得很快,她踮着一双小脚追不上,在后面不断喊少爷不要跑,我不打你,小心摔了……
  大娘很心疼我,经常给我讲一些鬼神故事。可以说她是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当时我家里有五个中国佣人,大娘、厨师、两个轿夫、花工,我就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长大,所以我的母语不但是中文,而且还是仁寿方言。
  记得他们说吃饭是‘chi mang mang’。父亲调到成都任教后,我们一家迁往成都,抗日战争爆发,日机轰炸成都后,CS学校迁到仁寿,我又回到仁寿读书。”
  回忆抗日战争,云达乐用中文唱起:“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脚下我家乡,青大豆红高粱……长城风景醉心房……”他说,那时许多学生唱这首歌都会流泪,而军人奔赴前线也会高唱此曲,激情昂扬。


模仿女生说话得了﹃娘娘腔﹄的外号

  云达乐1925年出生在仁寿县城,他与中国的缘分要从父亲云从龙说起。
  云从龙,1895年12月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至今学院图书馆里还矗立着他的铜像。
  云从龙获得科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学位之后,本可以在国内找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可他不愿意过在别人看来安稳富足、他认为一成不变的刻板生活。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度过丰富多彩的人生。1921年以教育传教士身份来四川,不久被派往仁寿县创办华英中学,并担任华英中学校长。
  云从龙由此在中国一待就是三十年,除创办华英中学之外,还担任过重庆男子中学、成都华西协合中学的负责人,以及华西协合大学教师。他对中国的热忱,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孩子。
  “父亲最初为我取名叫:大乐。希望我一生都有大大的快乐。后来他意识到期望过高,觉得只要能通过努力达到快乐就满足,于是更名为:达乐。”
  云达乐在黄思礼担任校长的“CS”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课程后,就在父母准备让他回国上大学时,有人推荐他到铭贤学校教英语课。
  铭贤学校是一座教会学校,具有良好的声誉,英语课程大都聘请外籍教师,云达乐欣喜前往。
  云达乐回忆道:“我到铭贤学校当英语老师时,与许多学生年纪相仿,有的比我年纪还大,所以师生之间没有隔阂,相处非常愉快。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唱歌,爬山。男生们性格开朗一些,会主动用英语与我对话,讲对讲错不在乎,因此他们英语提高比较快。可女学生比较害羞,担心自己说得不好,不好意思说英语,除了课堂以外总是用中文与我说话。那些女生说话细细的,柔柔的,非常好听。我便模仿她们说话,时间一长我说中文就带了她们的腔调,结果后来有人给我取了个‘娘娘腔’的外号。”
  云达乐说“娘娘腔”三个字时,说的是汉语,而且是标准的四川方言。


攻读人类学希望再回中国研究学术

  远离战争硝烟的曾家寨铭贤学校,让青春年少的云达乐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被一张招募通知打断了,19岁的云达乐成为了一名美国军人。
  云达乐回忆道,他在服役期间,主要是教授美军中文。“我所在的军队中也招募了少许中国人,闲暇时大家喜欢凑在一起下棋,中国人学会了美国人带来的国际象棋,而美国人学会了中国象棋。我的上司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经常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还时不时会忘记裤子上的扣子。可我中国同事军容风纪非常好,即便夏季风纪扣严丝合缝,逼得上司不得不检点自己,尽管经常抱怨中国南方夏天太闷热。”
  抗日战争结束后,云达乐觉得自己有必要进入大学学习,于是在1946年7月退伍,不久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专业。康奈尔大学在人类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云达乐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希望毕业以后回中国进行这方面研究。
  人类学研究领域包括考古学、生物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他觉得自己通过学习以后,可以用系统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人类文化生活。
  云达乐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了解中国人在其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和想法。他相信学成之后,能在中国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
  种种原因,他最终没能再来中国一展抱负。他选择到华人较多的印尼开展研究,故他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名为《侨胞在印尼》。
  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对在国外居住的华人称侨胞。他在印尼等地接触到许多中国明代移民与马来人通婚后的后代,他们的文化介于中国和马来文化之间,也受到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后来这些人被称为“娘惹”。如今娘惹文化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可云达乐早在多年前已经关注。
  云达乐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之后,决定再攻读社会学博士。他再次到印尼,在爪哇岛研究华人,《中国华侨的生活状态》一书就是他的社会学博士论文。后来,《侨胞在印尼》、《中国华侨的生活状态》这两本书,均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


考察巨型佛像居然爬上乐山大佛头顶

  一天,云达乐陪我去看了白求恩曾经就读的学校,返回途中,他不知被什么触动了大脑深处的记忆,忽然冒出不连贯的四川话:“我,不乖,以前……很不乖!”
  我有点发愣,不知道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他摇摇头,改用英文说:“我小时候和费尔朴一起爬到乐山大佛的头顶上。”
  我顿时有些恍惚,他和费尔朴居然莽撞爬上过大佛头顶?!
  乐山大佛于唐代依山而凿,通高71米,脚下岷江、大渡河汹涌而过,沿着佛像一侧有护栏的栈道行走,尚且心惊胆战,他们居然徒手攀爬。何况也是对菩萨不敬啊。我心里想。
  大约我发愣的样子让他深感自己的冒失,连连打躬作揖,又用四川话说:“罪过!罪过!”
  回到家,云达乐立刻打开电脑,将储存的老照片集点开,一幅再熟悉不过的画面映入眼帘:矗立三江的乐山大佛。
  云达乐指着大佛头顶上的两个人说:“站前面的是费尔朴,后面矮的那人是我。”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们去峨眉山避暑途中再次游览乐山大佛。
  接着,他又一一向我讲解后面的老照片:在峨眉山鸡婆凼戏水、制作的航模飞机、与费尔朴的儿子在美国军舰上玩等等。
  从他的讲述中得知,费尔朴一家与云从龙一家关系非常密切,常聚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费尔朴甚至还与云达乐的母亲云瑞祥合作出版了《峨眉山香客集咏》英文诗集。云瑞祥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来四川后在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英文和诗词。
  云达乐说费尔朴原本想在《峨山图志》翻译之后,再对乐山大佛进行研究,于是爬到大佛头顶实地察看古代中国是如何在山崖上开凿巨型佛像。可是因为诸多原因这项研究未能如愿。而自己一生深受父亲和费尔朴的影响,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
  云达乐说,费尔朴是将峨眉山当作代表中国人精神品格的象征来研究。而自己在印尼研究华人,也是对中国人精神层面的研究。令他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中国工作,就像他的父母那样。


不舍离开四川父亲带回了一枚证章

  采访云达乐的过程中,他经常会谈到自己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云从龙。
  云从龙从仁寿华英中学调任成都协合高中副校长后,逐步倾向和支持共产党。云从龙与在华西协合大学的美国人费尔朴、英国人徐维理并称传教士中的“三位布尔什维克”。
  当时,镇压学生运动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气愤地骂他们是“华西坝上三个外国共产党分子”,欲驱除出境而后快。
  云达乐说:“我父亲认为应该帮助社会底层的穷人,所以与共产党解放劳苦大众的思路是一致的。”
  1950年底,华西协合大学的外籍人士开始陆续离开中国。
  1952年初,云从龙与妻子登上了一辆开往重庆的军用大卡车,同行的还有启真道夫妇、苏威廉等人。他们是在最后期限依依不舍离开四川的。他们的上一辈服务于四川,自己出生在四川,孩子也出生在四川,四川已经融入他们的生命。
  回首往事,他们曾多次经这条路出入四川,想到如今离去不知能否回来?不禁黯然神伤。启真道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看见向华大新校长颁发新校印时,我们是带着怎样一种复杂的感情……”
  香港记者撰写的《加拿大籍教授云从龙谈新中国》一文中写道:“……他没有和以前那些外国游客一样,带回去大量中国古玩、刺绣,但是他却带回了一件‘我最宝贝的纪念品’,那是一枚直径一英寸的‘成都教育工会会员’的证章。”


珍藏中式长衫给加拿大学生讲书法课

  采访间隙,云达乐会拄着拐杖带我到附近的森林里转转,指点着枫叶、松鼠、飞鸟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我发现他有时把自己分为两个人,有时是年轻军人,英俊潇洒,神采飞扬;有时是垂暮老人,流露出担心成为别人的负担的忧虑。云达乐希望能再次到中国,但明白无法实现了。他的中国之旅,只能在书架上的无数中国书籍中神游。
  他告诉我,2008年他曾到中国造访仁寿一中,并与学校负责人以及学生们交流。父亲创建的华英中学,后来合并发展成为仁寿县第一中学。由于学校教学质量好,2013年底被四川省教育厅批准为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曾连续三届被评为“中国百强中学”。
  一个长期从事教学的人,说到学校总有一种亲切感,而仁寿一中因为浸透着父母的心血与汗水,在云达乐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去加拿大之前,我特地去了一趟仁寿,四处打听,最后在两位素不相识,却又热情善良的女士帮助下,找到位于曾家山上的云从龙故居。
  一幢外表看上去颇有气派的中西合璧建筑,青砖灰瓦,两层楼高。内中由于多年无人居住,有些落寞破败。更令人遗憾的是,门口的文物保护石碑上竟误写成“文幼章故居”。
  采访结束后,云达乐向我展示了两件珍藏多年的衣服:一件是七十多年前的军服,一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西安订制的毛哔叽中式长衫。
  他指着军服袖章上的三个图标说:这是盟军的标志,一个代表美国,一个代表中国,还有一个代表英国。
  七十多年过去了,两件毛料服装居然没有一点损坏与虫蛀,可见云达乐是多么用心珍藏!
  他曾穿中式长衫给加拿大学生讲中国书法课,曾穿着军服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庆典。这两套服装留下了他生命中特殊的记忆。
  他的夫人Liz是美国人,个性张扬强势,时不时埋怨丈夫:“一点不会说,就像你父亲一样,所以一生默默无闻。”
  面对妻子的埋怨,云达乐总是淡淡一笑。他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温和而不失力量,谦恭而有内涵,淡泊从容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分别那天,他特意穿上军装与我合影,最后向我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心中渐渐有些明白,就像四周灿烂的枫叶,在风中缤纷飘洒,最后扑向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