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 -A2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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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改革开放顶层设计亲历者、参与者徐景安

推动股份制 引进社保制度

“冲破阻力,积极探索,当年改革并不容易”

8月20日,徐景安在深圳的办公室里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8月20日,徐景安在深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专访。徐景安的办公室位于深南大道的南侧。这条东西向的主干道,本身就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象征,它与特区建设几乎一同开工,如今深南大道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坐标轴。今年77岁的徐景安,以参与者的身份亲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多项改革。回忆当年的改革,徐景安说:“当年改革并不容易,改革能成功,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人充满理想主义激情,从全国、全局利益出发,不为私利,冲破阻力,积极探索。”

1979年 参与起草首部经济体制改革规划

  上世纪60年代初,徐景安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学校订阅的杂志里,他看到了一篇文章,说作文不只在文采,思想和观点才是文之本。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文章有思想和观点呢?徐景安抛却了以前爱看的历史和小说,开始一本接一本研究马列理论著作,并思考这些理论对于当下中国有什么作用?看得多了,思如泉涌,徐景安写下许多感悟和想法。
  1964年,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正是需要用人之际,写作突出的徐景安被调去任职。
  1979年初,徐景安调入国家计委研究室,接到的第一个课题是: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
  徐景安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在保留国家计划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1979年4月,价值规律讨论会在无锡召开。徐景安的文章里,提到商品交换的理论依据和实施办法,凭着这篇文章,徐景安被调入同年成立的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参与起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
  1980年初,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份文件,会上没有人表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李先念最后发言,先发下去试行。
  “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对怎么改革、改什么,都没有研究,不知怎么表态。”徐景安说。
  中国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就此出台。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
  此后,徐景安走上为经济改革建言献策的道路。此后,他写了《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主张在压缩基本建设的同时,发展消费品生产,以满足市场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改变长期以来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忽视消费资料生产的旧模式,使中国从改革之初就开始调整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结构。

1984年 主持起草“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从1980年到1984年,徐景安先后参与了八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年度规划、汇报提纲、初步意见的起草工作。
  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召开。时任农村政策研究室处长的王岐山点名让徐景安参与会议。在莫干山的7天7夜,徐景安待在价格组,针对价格的“调”和“放”,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由此萌发。
  会议结束,徐景安写了2300字的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出来,徐景安兴奋不已:“金苹果长出来了!”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解决价格改革思路,打破了计划、物资、价格的僵硬体制,为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改革,每一步都是如此,需要在摸索中前行。
  “当年改革也并不容易,事在人为,要改革总有办法。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年轻人,自己掏钱跑来是为了什么?就是怀揣着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的关注、关切、关爱之心。”

1987年 力推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的发展

  1986年9月,在一篇《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的文章里,徐景安提出:“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
  当时,企业改革的论争鼎沸,赞同股份制的并不多。保守者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激进派则认为股份制“换汤不换药”。
  徐景安深谙改革痛点,“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啊!”
  1987年,徐景安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
  这样跑了一年后,正值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时任市委书记李灏发出邀请,1987年底,徐景安毫不犹豫离京南下。
  徐景安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到深圳开始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
  在徐景安的主持下,企业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规定》,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史称“深市老五股”。
  “1990年,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徐景安回忆。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成立,徐景安任副理事长。此后,交易所却几度濒临关停。直到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1989年 引进社会保险制度,之后被推向全国

  1987年,徐景安考察新加坡,发现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徐景安深受启发。
  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我故意不称领导小组,而称工作小组不用向市领导请示,干起来再说。我自封为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账户与共济账户,当个人账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账户补充,以弥补个人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
  1992年,历时三年《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完成,深圳市委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最终通过颁布实行。
  徐景安介绍说,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
  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口述史
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从1980年开始,到1985年左右,我先后参与了八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年度规划、汇报提纲、初步意见的起草工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究竟以谁为主,或者说是落在商品经济上,还是落在计划经济上?一直存在很大争论。1979年的《总体设想》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
  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成为一个焦点。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等到1987年7月4日,邓小平有一个《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随后,在当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人物名片

徐景安
  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薛维瑞王国平
摄影刘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