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 -A9 宽窄巷-
A9宽窄巷
  • ·他用1500块 拍下父母的《四个春天》
大家都在看

扫一扫

下载封面新闻APP

体验更多精彩

他用1500块 拍下父母的《四个春天》

《四个春天》记录家庭温馨瞬间。

《四个春天》海报。

母亲李桂贤翻阅旧照。

导演陆庆屹旧照。受访者供图

父母旅途留影。

陆庆屹家的天井。图片来自豆瓣

《四个春天》剧照。

  陆庆屹家里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是个大水池,抬头上去是四四方方的天井。这个他形容为“火柴盒般”的天井,频繁地出现在电影《四个春天》里。陆庆屹常从这里望出去,觉得自己像一只蛙,“一只不怎么渴望呼吸,也不怎么向往外界的井底之蛙。”
  这方天空最终随着他的家庭,还有贵州小镇麻尾,被搬到外界的大银幕上。
  之前《四个春天》在北京首映。映前几天,陆庆屹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母亲惊讶得接连问他,“是在电影院看吗?”“是那种大银幕吗?”
  电影放映结束,陆庆屹的母亲走上台,笑中有泪地对他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得成什么样子了。”陆庆屹的父亲已经行动不便,在观众席起身摘帽致谢,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

原生家庭氛围令他迷恋

  这部电影是陆庆屹献给父母的礼物。
  纪录片《四个春天》没有复杂跌宕的情节,全都是发生在贵州独山县的家长里短、浆洗缝补。从2013年到2016年,因为游子只能每个春节回到故乡,因而拍摄的故事也都集中在春天,四年后,将近25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被剪辑、制作,最终有了《四个春天》。
  陆庆屹的父亲退休前在师范教物理和音乐。他热爱地理,尤其是自然风光,“一看到漂亮的风光照片,脸上就不由泛起特温柔的笑容,轻轻摇晃脑袋,啧啧地赞叹。”音乐更是他的精神出口,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会二十多种乐器。笛子、二胡这样的乐器,他还能自己制作。
  陆庆屹的母亲爱唱山歌,在当地山歌界很有名气,邻里间有红白喜事,都会找她助阵。和父亲的温和相反,他母亲天生火爆,性格风风火火,“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
  陆庆屹家的氛围很好,父母特别和谐。就算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总是歌声相伴,不会觉得多么难捱。“可能那个年代的人,生活比较贫乏,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要有这种抵御乏味生活的出口。”
  对家庭氛围的,让他想把一切记录下来。
  2009年,陆庆屹在豆瓣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取名“起床,吃饭”,不时在里面写点家庭细碎的事,放上一些自己拍的照片。
  没有想到,他写父母的两篇文章,成为豆瓣热门,收到许多的关注和点评。在惊讶的同时,陆庆屹觉得感动,这种感动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当我开始记录后,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本身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
  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在拍摄《四个春天》前,只会摄影,没有任何摄像基础。1500元的三脚架是唯一新添置的设备,后期剪辑全靠买书自学。直到2016年5月,他才开始学习视频剪辑。

影像记录是陆家的传统

  拍摄是一种本能。《四个春天》里有十多年前的影像,这些拍摄和剪辑,有些出自他的父亲,有的出自他姐姐。
  对于陆家人来说,影像记录是一种传统。父母刚结婚的时候,穷得连一口锅也没有,但他们每年都会攒一些钱,等到假期请照相馆拍一些照片。
  1999年,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陆庆屹的母亲回到家,第一反应是跑上楼找照片。“那些老照片被烧得只剩下大概五分之一了。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爸妈说这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
  摄影也是陆庆屹父亲的爱好。“他每次出门都会带着设备,东拍拍西拍拍,回去还会剪成完整的视频,配上音乐和字幕,自己左看右看,很得意。”2013年,陆庆屹的哥哥还给家里买了可以摄像的卡片机,拍摄的时候就更多了。
  用视频记录生活日常,对陆家来说并不陌生。因此他们能在镜头面前格外自然,保持生活真实的质感。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拍了两年,陆庆屹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有电影学院的学生请教,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回答,“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这句话打动了他,让他萌生了做电影的想法。
  那年陆庆屹看了800多部电影,摸索出对电影模模糊糊的轮廓。在这个期间他也不断在思考,自己在世界里是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我确信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不可复制,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给自己。”

他说
做电影这件事特别严肃

  2016年春节,陆庆屹和同学在KTV聚会。他觉得有些闷,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抽烟。两个上完厕所回来的同学看到,问他怎么闷闷不乐。陆庆屹说,“我在想未来。”两个同学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
  “你们没有,我有。”陆庆屹说。
  做电影这件事,开始变得特别严肃。
  他拍得越来越多。记得有一次母亲晾腌菜,陆庆屹照常举着相机拍摄。母亲问他:“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陆庆屹说。
  “什么是纪录片?”母亲只当他在胡闹,笑着上楼晾菜,不再管他。
  无意识的拍摄已经逐渐变成有意识的表达。
  在前两个春天里,陆庆屹常出现在画面里。拍着拍着,他有时会忘记自己在拍摄,遇到家里有事就会赶紧去帮忙。
  到这个纪录片拍摄的后半程,陆庆屹开始有抽离的视角。当他离得远一点,他发现自己能更细致地观察父母,也得到比平常更多的感动,“我的爸妈肯定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

人生实际上没有那么剧烈

  在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发生了陆庆屹没有预料的变化,他的姐姐生病突然离开。“拍摄时,我在姐姐的棺材抬出去之前晕倒了,晕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醒来后我妈妈说,‘你洗个脸吧,要么你拿着花圈,要么你继续拍’。”
  姐姐骤然离世,陆庆屹特别悲伤。因为这个部分,电影里多了无可奈何的基调。但在悲和喜的平衡上,陆庆屹做了些删减,“我比较喜欢那种流淌的感觉,因为人生实际上没有那么剧烈。”
  陆庆屹的人生也像水那样流淌。他从小性格抽离,总是自娱自乐。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看着别的小朋友在院子里玩,心里有些羡慕,但又并不想参与。“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跟人群隔着一点距离,我只是个人群的观察者。我很少跟人交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和父母话也不多,但在一起就觉得安心。在家的有些夜晚,他会搬张凳子坐在天井里看星星,那些时候他曾想,就算他的命运被局限在这不到一亩地的空间里,守着一片几十平米的天空,看日月每天以同样的轨迹拨弄光阴,又有什么关系。

一生都在寻找表达途径

  1999年是他的转折点。那时候他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所谓了,于是跑到贵州罗甸县的一个矿山工作。
  年后有一天,洞里雷管炸了,大家在门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有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
  黑暗寂静的环境里,他的感官变得敏锐,隐约觉得眼角有异样,举着蜡烛找过去,发现石壁上炸开的一个口子里,长着一窝水晶。看到水晶在岩壁闪闪发光,陆庆屹感到震动,“它们埋藏在山体里,美丽无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蹉跎?”过了一个月,陆庆屹离开了矿山。
  他后来做过职业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图书杂志社的编辑以及平面摄影师。因为剪辑电影,待业在家许久,原本计划将《四个春天》放映两场,结束了就去找工作。现在他开始认真考虑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
  在最热爱摄影的时候,他几乎每时每刻拿着相机记录,“我喜欢这个世界,相信每个经过的地方都可能存在值得我凝视的内容,我喜欢这样平静地与世界相处,喜欢每次怦然心动产生的愉悦。”
  后来他感觉自己变得麻木和懈怠,不知道自己真的只能止步于爱好者,还是一开始就没有试图达到某种高度的勇气。2015年的时候,他在《渐行渐远的摄像》里写道,“我开始为一时的懒惰感到遗憾,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等来那盏灯光。”
  “我不是导演专业出身,但我这一生都在寻找表达途径。我做过很多尝试,后来发现电影最适合我。”一束高亮的灯光,如今已经照在他头上。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