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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面孔16

张新泉

(1941-)

张新泉

  

□胡亮
  在批评家的工具箱里面,“先锋性”和“诚恳度”,这两个工具,很少有机会能够同时施予一身。
  想想,也是啊,当“修辞”——甚至“唯修辞”——披挂了某种先锋性,进而成为“生命”的分神之物,诗人往往难以在诚恳度上求得动人的饱满。此种情形并非罕见,以是故,诚恳度似乎还得求诸相对传统的作品。
  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张新泉,绝对没有半点对先锋性写作的不敬,只是我们应该转而晓得,在修辞、学养和启蒙导师般的高蹈之外,尚有可能依靠生命和生活的直接性体悟,来成全一种具有很高诚恳度的新现实主义写作——此类写作看似容易,而内行则清楚,我们通常都低估了其内在的难度。
  张新泉做过筑路工、船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和文工团创作员,后来又做了刊物或出版社的编辑。
  我们着迷于诗人的经历,毋宁说,更加着迷于经历对写作的恩赐。此种经历可以写小说呢,然而偏不,他成了一个迟到的诗人:三十多岁才开始写作,四十多岁才引起关注。
  张新泉并非早慧的天才,是生命和生活的积累,自然而然地溢出了他的玻璃杯,他才猛地意识到,不去写作可能会是一种损失。
  是的,他没有写小说,然而通过诗歌,却分担了部分小说的使命:对小现场的沉浸,与对小人物的沟通。
  诗人并没有鸟瞰式的悲悯之眼,他就在他们中间,剥花生,喝白干,说聊斋,固守着“惯看秋月春风”的野老生涯。布衣江湖,细民市井,固然不知魏晋,却自有充实,自有喜乐,自有通透,自有超脱,反倒没有翻不过的坎,没有破不了的执。
  这里面自有菩提,中国古代小说多有宣扬;张新泉却用新诗,在新的语境里,重现和重申了此种萧散而轻盈的生活方式。
  值得注意的还有诗人的立场,因为即便在新的语境里,他也没有把写作导向火热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群众生活”,此点已有论者谈及,可以从略,然而不可不知此乃诗人之主要价值。
  疏离即是价值。张新泉自言,他非鲲非鹏非鹰,乃是一只小麻雀,在低处,在民间,“向你的窗口送去一串叽喳”;我们也早已发现,他的灰色的飞翔,从低树到浅草,嵌满了从容而又夹有惊诧的小回旋。
  是的,他不是启蒙导师,也不是美学先锋,他和他的他们绕开了轰鸣着的巨大机器,并在某种狭缝之中求得继续生活的情趣,即便有时漏出几颗调侃,几颗忿怒,也不会伤及男中音的风度,不会伤及温柔敦厚的风旨,真所谓:袖里藏好刀,胸中有文火——《好刀》者,《文火》者,皆张新泉之诗也。
  诗人之善不仅及于若干小人物,近来已然及于万物,可参读《白羊渡》《七楼上的鸡》和《一只羊对记者说》。
  前面说到古代小说,顺嘴,可说到诗人的语言问题。
  诗人善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技法,然而这些老针线缝合而成的,仅仅是其皮表;在诗的具体而微的展开过程中,我们很快就会遭遇年轻得让人吃惊的尖厉、顽皮、幽默和“轻摇滚”:此种皮里阳秋,让他的作品有了那么一点点复调特征。
  故而,几代诗人都能在张新泉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兴奋点,但又总觉得剂量不够:可见兴奋点,亦是清凉油。
  最后还得说到,在六十六岁之年,张新泉私印《好刀》,终以六十四开一百一十八页的小情怀,示弱于这个豪华的多卷本时代。
  “我尽力了。我辜负了我。”诗人满头飞霜,将这句话连说了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