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 -A10 宽窄巷-
A10宽窄巷
  • ·梦断新塘沽
  • ·广告
大家都在看

扫一扫

下载封面新闻APP

体验更多精彩

梦断新塘沽

永利化工抗战入川记(六)

  1944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就“十厂计划”给范旭东的信函。

1944年8月,范旭东夫妇在重庆寓所。

新塘沽石碑。

永利川厂局部。

  

□龚静染 文/图

  1946年后,永利的状况越来越艰难,特别是从内战开始后,交通阻塞,销售停滞,资金断裂,让永利濒于倒闭的境地。如何才能挽救永利?1950年5月16日,侯德榜曾在给重工业部部长何工的信中写道:“永利今日流动资金业已赔光,只有存货与继续生产而无法出售,又无周转资金,使其不倒闭、不停工殆不可能。现情势万分严重,两厂职工因为工薪无着,枵腹从公,已在叫嚣,包围索欠,所欠银行各债,亦已届无可再展,而供给我原料、燃料各公司,自月初起,即已临门坐索,不予立决,势即关门。”
  永利成为了一个危重病人,“急需动用手术,藉以保全生命。”
  天津永利情况如此严峻,远在川南的五通桥川厂情况如何呢?实际上,永利复员天津后,五通桥新塘沽陷入了困境。


冰心弟弟谢为杰
返回五通桥效力﹃新塘沽﹄

  1947年5月的金城银行(永利股东)第五次董监联席会上,侯德榜就谈到了五通桥新塘沽的困境:“川厂自战事停止后,以川中工业多已东迁,碱之用途顿减,不得已于去年年终停顿,惟鼎锅山煤矿则继续开采,但亦因井盐难与海盐竞销,灶户停业者甚多,煤之销路更受影响,至发电厂、铁工厂、翻砂厂虽未停工,然亦不过小规模工作而已。”
  永利高层对经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新塘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在抗战时期,它几乎是永利全部的希望。但现实处境却让人困惑,那么大一块地方,虽然人员经过紧缩和裁撤,但仍然留有800多工人在那里,如果让其自生自灭,那无异于否定了永利抗战中全部成果。实际上,在1951年1月重工业部调查完成的《永利化学公司调查报告》中就是这样认为的:“抗战初期,永利退入后方经营川厂,其资金则系四联总处贷予一千万元,并以其中大部分结为美汇,永利在四川建厂及抗战八年间之员工维持悉靠斯项贷款,在币值跌落以后,仍按金额还钱,自然取巧不少。”这段话实际就否定了“新塘沽”在抗战中的积极贡献。
  所以,在范旭东的“十厂计划”中是考虑到了这点的,其中“五通桥深井与新法硝酸肥料厂”就是为新塘沽的未来发展而设计的,“新塘沽”不能放弃,它仍然是华西化工的希望。关于深井,永利从1939年开始就一直在五通桥寻找,并于1942年凿出第一口深井,而且在1946年都还在聘请国外的井师来继续协助开凿第二口。当时著名作家冰心的弟弟谢为杰曾当过永利川厂的技师长,他跟着复员大队人马也回到了天津,但因为深井工作他又被范旭东派回了五通桥,任永利川厂厂长。在1946年9月30日召开的永利碱厂第六次厂务会议上,主持人佟绩唐就重申了谢为杰回五通桥的意义,就是为了“新塘沽”继续发展:“侯先生电内所称,请谢为杰先生回四川工作,因井师哈蒙君不久即来中国,须赶急预备深井机件,俾哈君到后即可开始工作,由此可知侯先生并不放弃建设永利川厂,也就是不放弃建设华西化工的中心。”


尽管第一口井发现了石油
深井工程仍被搁浅

  1948年,永利川厂第二口深井还在等国外的器材,处于半停顿状态中,第一口深井却发现了石油。这本来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但因为永利总部感到时局不定,在等待“划时代的演进”,而让继续开发的信心和热情变为了漫长的等待。不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利的深井工作并没有完全停止,李承干在给侯德榜的信中就说道:“公司素不计利益,如五通桥之深井公司已花美金四五十万元去研究,乃为其他私人公司所不为者,而我公司为之,是其明证也。”
  但深井工程一直磕磕碰碰,难有推进,川厂一直等不来器材设备。尴尬也在这里,按照范旭东先生的遗志,新塘沽是不能放弃的,它让永利在抗战中保存了实力,为中国化学工业留下了火苗,功莫大焉。侯德榜也非常重视新塘沽,永利的创业史中少不了五通桥这一章,而它也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章。但事与愿违,深井工程对外国设备的依赖性太大,所有先进器材几乎都得从国外进口。本来永利向美国银行的贷款已经办好,按合同在发放,永利拿到钱后也抢在1948年购买设备。但到1949年后,已买的部分抢运回国,但未运的如深井钻杆、管子等全部滞留美国。后来,由于运回国的设备配件不齐,不能使用,只好折价转让给了中国石油公司,深井工程从此搁浅。
  1948年到1950年,这是永利川厂最为困难的时期。远离总部千里之遥,生产销售一落千丈,信息隔绝,也基本无外援,犹如被遗弃的孤儿,这同当年热火朝天的建设生产场面有天壤之别。1949年,永利川厂竟然与总部失去了联络,在1949年2月12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三届董监联席会上,就说“该处与总处隔绝已久,现时消息不通,情况不明,无从报告。”1950年2月,永利派范鸿畴到五通桥了解情况,他去之后才知道川厂与总部失去联系达8个月之久,工厂困难重重,基本陷于停产,留守员工生活艰苦,欠薪未发,新塘沽实际变为了一个孤岛。
  怎么办呢?在1951年6月19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五届董监联席会上,就提出了在五通桥利用永利川厂原有设备改建硝酸铔厂,因为这样可以解决西南肥料困难的问题,政府比较支持。实际上永利此时已经决定与政府搞公私合营,1952年1月,永利总管理处由天津迁到北京,并与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签订公私合营协议。6月23日,成立合营委员会,川厂由董新山担任厂长。
  公私合营后,川厂决定改建硝酸铔厂,计划投资1700亿元,分三年期,第一期投资163亿元。从1951年9月到12月,政府给永利川厂拨付了108亿的款,用于硝酸铔厂前期的修建和调查、设计等费用,其中50亿是用于永利南京铔厂(宁厂)多余的机器搬往五通桥的运输费。而此时的川厂由于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仿佛又重新恢复了活力,凡是国内能够做的设备就交国内定做,而无法做的便开始向国外订购,前期工作逐步开展。在1952年7月19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九届董监联席会上,硝酸铔厂的建厂计划放在了1954年,后来因为国外设备拖延改为了1956年,但“新塘沽”的故事仍然在延续。
  我们再来说说黄海化学研究社的情况。离开五通桥后,1949年10月,黄海全体职员在几经周折之后迁入北京芳嘉园,不久将所有人马、财产全部归入中国科学院,后来经过调整,重新划归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改名化学工业综合试验所。黄海的人才和技术成为了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初期的底子,但可惜的是黄海社社长孙学悟于1952年6月因患胃癌去世,不可不谓一大损失。


人员疏散厂房空置
永利告别﹃新塘沽﹄时代

  1953年1月,“新塘沽”的冬天格外灰冷,枯草遍野,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生产了。就在这时,永利决定将川厂原有基建暂停进行,重新调查研究、勘察新厂址。这是因为永利董事会认为“原址地点偏僻,交通不便,原料供应、成品运输均欠适宜。”而这时的永利川厂基本处于停工状态,与在株洲拟建的湘厂情况差不多,“川湘两厂现在一则停顿,一则建设未成,成为两个消费机关,其每月开支约4亿元,亦属营业上之负担,应予处理或利用。”(《永利化学公司调查报告》)
  一年后,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的永利董监联席会上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原定在五通桥新塘沽改建的硝酸铔厂改在四川巴县西彭乡建设,而原来的“新塘沽”永利川厂改为留守处。当时厂里还有职工800多人,“大部分组织学习技术、文化,为新厂建设准备力量,其余除行政人员外,一小部分进行农场生产。”而永利川厂留下的全部房屋、部分深井及附属设备都无偿交给五通桥盐务局定期使用两年。实际上从这时开始,“新塘沽”就已经不存在了。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同意范旭东的堂弟范鸿畴辞去永利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回家安心调养,当时他的年龄仅仅53岁。
  1955年1月1日,永利、久大合并。1955年12月27日,公私合营后的永利久大第一届董事会召开,选举了新的董事长,讨论了新的公司章程。
  1954年,准备在巴县西彭乡兴建的新川厂迁到了成都东郊;1955年,又由成都东郊迁回西彭乡,转了一圈;这样一折腾就到了1956年,也才有了最终的方案,拟组建四川化工厂并迁往四川金堂,后改为四川肥料厂,虽然永利也有不少高级技术人员参与援助了这个项目,但这已经同“新塘沽”没有太大关系了。
  也就在这年,在五通桥的永利川厂留守处宣告结束,人员疏散,厂房空置,昔日繁忙的生产场面再也不见,临江的永利码头冷冷清清……永利彻底告别了“新塘沽”时代,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中,这里又重新成为了一片荒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