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 -A11 宽窄巷-
A11宽窄巷
  • ·成都少城42条街道犹如蜈蚣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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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少城42条街道犹如蜈蚣足

清代成都。

清代成都的商业。

成都满城图。

成都老街巷。

  □章夫文/图

  “八旗制度”是大清独具特色的一种军政制度,为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贯穿整个清代。“我朝定鼎以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屯驻京师,以绿营兵隶督抚、提镇,分驻各省。其紧要地方更设立驻防旗营。”有了八旗兵,便有相应的八旗军营,遍布全国的“旗营”宛如一座座“城池”,时人称为“满城”。
  “成都满城”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满城由于处在战国秦张仪修建的少城遗址上,故又习惯被称为“少城”。


排列如蜈蚣形状的满城

  傅崇矩《成都通览》称,满城“以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
  据建筑专家称,这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极为罕见的一种形态。
  近三百年来,无论你何时从空中鸟瞰,少城的街道都形似蜈蚣。由南到北,将军衙门是头,长顺街是蜈蚣身子,各街巷形成了蜈蚣百足。这些很有意思的街巷按长幼有序,尊卑贵贱,亦官亦兵分成左右两翼。
  从北往南,在长顺街东面的是左翼,包括现今的八宝街、东二道街、半节巷、过街巷、红墙巷、东马棚、东门街、长发街、黄瓦街、娘娘庙、商业街、多子巷、仁厚街、桂花巷、斌升街、东胜街、将军街、永兴街、牌坊巷、祠堂街和南面的头甲巷子、双桅杆巷子、仓房街等。
  在长顺街西南面的是右翼,包括现今的西大街、西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焦家巷、西马棚街、槐树街、吉祥街、奎星楼、栅子街、实业街、泡桐街、支机石、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西胜街、柿子巷、金河街、横小南街、方池街、蜀华街、包家巷等。其中有官街八条,兵丁居住的街道四十二条。
  现在我们习惯叫街、巷子,只不过那时都统统以“胡同”唤之。
  清朝少城占成都上风上水的形胜之位,其显赫的地理位置令人瞩目。除此之外,满城还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规划布局严整有序,疏密有致,设计合理,结构完美,它,既是一座设施齐备的城池,又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兵营——城池与兵营的完美结合,这应是少城令人惊叹的重要特色了。
  每一街巷都无一例外地纳入整体之中,没有半点草率之处,更没有一处误笔。那多达42条的形如蜈蚣足的胡同,住着携带家眷的将尉兵丁。
  长顺街即蜈蚣之脊,以将军衙门为头,长顺街为脊,直抵西大街与八宝街之间的延康门为尾,应是官兵们通向最高首脑机关的通道。
  或许在老一辈成都人心中,少城只剩下断垣残壁,留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符号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少城更多的是指宽巷子和窄巷子两条幽深的巷子,少城本身也只能是在指指点点的地图上和心目中去勾勒了。
  我常常漫无目的地站在车水马龙的金河宾馆外凝神,这里就是当年将军衙门之所在,我在努力地肆意发挥自己充沛的想象力,想象当前这里的森严与威风,想象将军应该是怎样一种生活模式,想象当年这只“蜈蚣”的头,在如何引领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八旗军……


极尽奢华的“将军衙门”

  满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隅,城周长约四里五分,城墙高约一丈四尺,全城为一矩形。其范围东西从今红光路口沿东城根街一线;南部为南较场;西面靠同仁路以西一线;北面为红光路一线。
  满城内最为气派的建筑要数“蜈蚣的脑袋”——将军衙门。它地处黄金口岸——少城金河的北岸(现金河宾馆所在地)。这里开始是副都统衙门,到乾隆四十一年增设将军,四川总督文绶奏请把这里作为将军衙门。同治七年将军崇实因衙门房屋破烂,重新改建后显得分外庄严。
  说它庄严,不仅仅是社会地位,更多的体现在建筑本身上。衙门分头门和二门,头门的匣额上书“帅府”,二门上写仪门。二门以内又有堂五:大堂二堂三堂是办公地点,大堂前牌坊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控驭岩疆”四字,甚为威严,在成都这偏隅之地极具皇家气派。
  此处层层叠叠,曲径通幽,真可谓“既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四堂五堂方走近主人的隐私——内室。
  头门外有东西辕门,系栅栏形式,头门对面是照壁,两旁有桅杆,高数丈,东辕门上有匾一道,上写“望重西南”四宇。西辕门内一道写有“声扬中外”四字。
  将军衙门东西辕门内嵌有吹鼓楼,楼北是前锋营值班处。头门内东是满印房,仪门里面东是文巡捕房,西是武巡捕房。文巡捕房上面是汉印房,再上是满巡捕房,又再上是文职官厅,武巡捕房上是汉戈什哈值宿处,再上是满戈什哈值宿处,又再上是武职官厅。
  二堂旁是东西花厅,东花厅是木樨香署,西花厅多有亭台花木,四时俱备。
  衙门左侧有升官祠马号,右侧是较园(俗称箭道),有柱笏楼,衙门前后都有八旗步兵营,是守卫将军衙门和巡查盗贼的设备。
  区区一个管辖着几千上万名官兵的“将军”,其待遇真可谓排场之极,气派之极。
  比将军稍逊一筹的,便是副都统衙门,此衙门在少城都统胡同(现商业街),从前是镶黄正白二旗协领和正白头甲佐领的衙门。只因乾隆四十一年之际,原都统衙门已经被将军衙门所占,副都统衙门只得挪窝。同治九年副都统富森保大加修培后,还专门设有暖阁,规模也与将军衙门相当,只是不及将军衙门宏敞而已。
  按这样的程序往下排列,还有一长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单子。它们分别有左司衙门、右司衙门,以及各旗的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等等,名目之繁复,规矩之冗杂,装修之气派,可谓叹为观止。
  鲜为人知的是,“满城”及营房是由四川省各州县官民捐资修筑的。整个少城都是四川百姓的税赋修建的,究竟耗了多少纳税人的银子,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地方官员集资修复成都城垣

  少城与大城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皮与毛的关系。在分析满城的“城市格局”之前,先看看“大城”是怎样的。
  成都自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0年)建城以来,一直是四川以至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应该说清代的成都是在经历了明、清初之际的毁灭性破坏之后,从一片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我比较同意成都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成西的观点,即,顺治、康熙年间是成都市政建设重新起步阶段。最先恢复的市政设施,是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城垣、桥梁和部分文化设施。
  “一省之中,工程最大者莫如城廓”。这个时期,成都城垣的修建仍是最为重要、耗资最多的市政建设项目。封建时代的城市布局中,城垣不但最集中体现了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而且也是标志城市和乡村的分界线,是古代城市最基本的物质实体。
  因为财力原因,康熙年间,“驻扎在成都的地方官员,见朝廷没有重筑成都城的意思”,只好自掏腰包,采用集资的形式修复成都城。四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霄、成都知府冀应熊、成都知县张行、华阳知县张瑄等,共同捐资重修成都城垣。
  这次筑城的主要任务是将坍塌的城垣重新树立起来,修好以后的成都城垣“高3丈、厚1丈8尺,周22里3分,计4014丈,垛口5538个,东西相距9里3分,南北相距7里7分,炮楼4座,堆房11间,门4道(东面迎晖门,南面江桥门,西南清远门,北面大安门)外环以池。”
  依靠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毕竟不能使新修的城垣达到唐宋时的巍峨壮观。于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总督福康安上奏朝廷,获60万两银币彻底重修成都城。
  此项浩繁工程历时3年,3年后的成都城重现昔日光彩:“周围9122丈,计22里8分,垛口8122个,砖高81层,压脚石条3层,大堆房12间,小堆房28间,八角楼4座,炮楼4座,四门城楼顶高5丈。”据说新城竣工之后,新任四川总督李世杰站在宽大的城墙上,忽然想起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的典故,一时间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便命“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
  如此看来,清代的成都城市风光,丝毫不比蜀后主孟昶当政时差,每值春秋两季,妖艳的桃花和绚丽的芙蓉花都盛开了,且有如春风般绵软的青青柳枝拂动其间,成都便又显现出她婀娜多姿的浪漫与休闲来。


福康安重修城垣冠于西南

  其实地方官在这个时候捐资修城、建桥,也与当时清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关。
  顺治年间,清政府规定:“各省城垣倾圮、桥梁毁坏,地方官能设法修葺、不致累民者,该督抚具题叙录。”因此,地方官在选择所要修筑的桥梁时,往往比较看重该桥的知名度。清初成都急需修复的桥梁甚多,张德地等首先重建南门外万里桥。
  当时的成都,从交通方面来看,万里桥尚不如东门外各桥重要。由于相传诸葛亮曾在此为出使东吴的费祎饯行,地方官率先重修此桥,并题额“武侯饯费祎处”,由知府冀应熊大书“万里桥”三字勒石,这样无非可以扩大修桥人的影响。
  康熙年间,随着各地经济的恢复,清政府不再鼓励地方官捐俸修城,改为主要由政府拨款修建。但对地方官在修城方面的责任仍极为强调,颁布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此,成都地方官对于关系仕途的修城之事,不敢有任何大意。
  雍正五年(1727年),巡抚宪德对康熙初年重建的城垣又及时加以补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又请款60万两,集全川之力,彻底重修成都城垣。工程由各州县分段负责,按统一规格施工,墙砖皆刻各州县及督工人员姓名,以便考核。
  工程未完,福康安离任,由后任李世杰接替完成,整个工程历时3年。
  完工后,“其楼观壮丽,城堑完固,冠于西南”。此时,大城完善之后成都城西南垣内又新筑“满城”。由于满城自成系统,四川总督无权过问,而成都“将军衙门”里的将军却可监约总督。
  满城此时成为成都城中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这“独立王国”有四座城门:南称“安阜”,北称“延康”,东边两门一叫“迎祥”一叫“受福”。城楼上内有“少城旧治”,外有“既丽且崇”的巨匾。
  也如林成西所言,在清代成都市政建设中,满城的修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应该说,修筑满城时的成都,已经是一座货真价实的较为繁华的“大都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