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 -A2 特别报道-
A2特别报道
  • ·环境学硕士、海归 陈立雯:垃圾分类进农村 让全社会走进零废弃之路
  • ·记者手记 从头去学习和适应垃圾分类
  • ·垃圾分类将孕育 一个千亿级市场
  • ·生态篇后记 寻找人类和自然之间所能抵达的平衡
大家都在看

扫一扫

下载封面新闻APP

体验更多精彩

环境学硕士、海归 陈立雯:垃圾分类进农村 让全社会走进零废弃之路

陈立雯查看垃圾分类情况。

村民将分类后的垃圾倒进垃圾桶。

村里环境整洁干净。

汪剑超站在回收的塑料袋前。

村民家门口摆放着“会烂垃圾”和“不会烂垃圾”两个垃圾桶。

村里对农户垃圾分类情况每月进行评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柴枫桔 江西上饶 摄影报道  
  人物名片 陈立雯

  资深公益实践者。2009年到2015年期间,调研和推动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其后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环境学研究生。2017年回国后,开始到农村地区实践垃圾分类,先后在河北保定南峪村、沧州西蔡村、大邵寺村,以及浙江金华马宅村等多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18年12月开始,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探索区域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

  最近,江西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的杨立华觉得有点“小骄傲”:这个夏天,在他们家族的微信群里,垃圾分类居然成为所有人七嘴八舌讨论的话题。
  在上海工作的四个侄女,讲述着小区志愿者守在垃圾桶边仔细检查分类的情况,还有自己定好闹钟定时丢垃圾的体验。而他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则很淡定,称自己早就习惯用手机查找所要丢的垃圾属于哪一类。“你们回家来看看嘛,垃圾分类,我们乡早就在搞了。”杨立华说,到今年6月,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12个行政村,全部实现垃圾分类,“这都是陈老师来教我们的。”
  杨立华所说的陈老师,指的是“80后”海归硕士陈立雯。她曾先后在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全力投入到农村垃圾分类推行中,东阳是她去年底开始试点的一个乡。央视名嘴白岩松曾感叹:“像小陈这样的志愿者再多一些,帮助更多人把垃圾分类变成自觉的行为。”
  在陈立雯看来,垃圾分类的推行,要先“破”现在的习惯,再养成新习惯。城市已经拥有成熟的垃圾收运体系,而农村,则是一片空白,需要“立”。
  “但可以肯定,中国垃圾分类体系的建立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而打通农村和城市,将是大势所趋。”走在乡间小道上,陈立雯感叹道。

垃圾分类到村
猪能吃的分到绿桶
不能吃的分到黄桶

  江西上饶东阳乡,位于赣浙交界处。来到这里,你会感觉跟其他地方的农村不一样。这里有着绿树村边合的雅致,家家户户大门大开,每户人家门旁都摆放着一黄一绿两个垃圾桶,环境干净整洁。
  垃圾桶上标注着可腐烂和不可腐烂两类,村民介绍,每天村上的清运员会挨家挨户分类收运。可腐烂垃圾运到堆肥处,等待奇妙的化学反应后,成为土地最好的肥料。不可腐烂的垃圾,则运到城里统一处理。
  现在,所有人都习惯这样的分类,他们会将垃圾桶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在桶上大大方方写上自己的名字。
  从最初,将桶领回家,放在厨房里装大米土豆,到如今,垃圾分类成为家家户户的习惯,在东阳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大家把桶当成自家东西,摆在大门口,太脏了别人都要说这家人太懒。”清淤村支部书记刘发海记得,最初乡上说要搞垃圾分类时,连他都觉得是多此一举,“我们村就200多户人,大家能把垃圾放到村里的大桶里,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当时的东阳乡,有类似想法的村不少。
  改变观念,这是垃圾分类推行中,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之前一直把垃圾问题叫作环境卫生,大家好像觉得,眼前没垃圾了,或公共场所没有堆着垃圾,就是干净卫生。反正出了我的生活圈,就和我没关系。”刘发海说。
  “当然有关系。”为解答垃圾去哪儿了,东阳乡党委书记王青海带着各个村的主要负责人到上饶,参观垃圾填埋场。回来后,用刘发海的话说,“一周都没吃下去饭。”
   对此,需要建立的概念,就是要讲清楚为什么搞垃圾分类。“乱扔垃圾,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最后受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陈立雯告诉村民。
   2018年12月15日,东阳乡龙溪村在祠堂召开大会,村支书通知所有人,龙溪要开始搞垃圾分类了。
  “简单来说,猪可以吃的分到绿桶里,猪不可以吃的分到黄桶里。除了分类,门前三包一定要扫得干干净净。”陈立雯说,会后每家领到两个桶,垃圾分类,就这样在东阳乡开始落地。

分类习惯养成
挨家挨户上门普及
完善的政策最重要

  开完大会的第二天,龙溪村的村干部们开始和收运员一起收垃圾,15个人分成两组,边走边广播。整整10天,不是和村民面对面地纠正,就是对年纪大的老人反复解说。白天不在家的人户,晚上还要上门宣传。“只能这样挨家挨户的做工作。”陈立雯认为,垃圾分类的推广,不是拉起横幅、摆起桌椅、分发传单,而是要告诉每一个人怎么做。
  在清淤村,面对一户连续一周都没正确分类的村民,村支部书记刘发海还能开玩笑,“我就说再不分正确,我就到他家吃饭,吃到分正确为止。后面果然就没错了。”对于部分有抵触的村民,村上就委托和该村民关系好的朋友上门去劝,一个个突破。“这就是在熟人社会里,推行一种新事物的便利。”陈立雯感叹,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普及,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在国外读书期间,陈立雯就开始“从一个历史维度看待中国的垃圾问题”。在她看来,从2000年到现在,在中国城市推行垃圾分类的17年里,垃圾投放体系并没有真正被改变。
  今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
  对此,陈立雯很期待,因为上海垃圾分类的根本意义,在于开始真正建立垃圾分类所需要的每一个环节的条件配置。
  “这是上海开创的,我觉得划时代的意义。”陈立雯说,这结束了以前只在原有混合垃圾处理系统上的修修补补,从源头真正建立了一个分类,并涉及到对居民的教育管理、分类投放、分类收益和风险处理,还包括考核等方方面面。
  颇有意思的是,在陈立雯看来,垃圾治理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和人的素质高低、文化程度关系并不大,相比更重要的,是硬件和管理体系的建立。例如,在推行垃圾分类7个多月后,龙溪村的准确率已经可以稳定在80%。
  “应该说,面对垃圾分类,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教授还是农妇,现在所有人都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陈立雯认为,此前大多数地方都缺少严肃的环保教育、相关的政策体系。“垃圾分类做得好的,不是因为那里的人素质高,而是取决于那里建立了怎样的垃圾分类政策体系。”

打通农村和城市
与农业种植相结合
先从乡镇开始探索

  一切都还刚开始。
  以往在乡村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里,陈立雯最大的感受是,如果地方政府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强,那么推行的进度就会快一些。
  而在这种感受的背后,其实是对垃圾分类考核指标体系的亟待完善。
  “现在有的考核指标,是布了多少桶、张贴了宣传画册没有,但不应该这样。”在陈立雯看来,考核应该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主要垃圾分类情况设立,比如有无相应的处理设施,源头上实现了多大减量等。
  另一方面,长远来看,打通城市和农村的关联,也是未来垃圾分类的大势所趋。
  陈立雯的导师约书亚·戈尔茨坦长期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他提出,中国的垃圾与废品回收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比如,城市边缘的一些村庄会成为垃圾的倾倒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也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环境污染的整体后果常常被弱势群体所承担,这并不公平。”
  而眼下,面对垃圾分类在中国各个城市和乡村的推进,陈立雯开始越来越多的想到,既然整体上50%左右的垃圾是可以堆肥的有机物,那这一块怎么和农业的种植结合起来,先从小乡镇开始探索,再到县城区域,最终实现突破。
  实现这样的突破,需要建立的还是认知过程:让所有人认识到城市的厨余垃圾对土壤滋养的重要性。同时,改变城市以往的垃圾处理体系,未来能够建的是一个让农业循环的有机物处理厂,而不再是填埋或焚烧厂。
  到8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已经实施一个月了,统计显示,上海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6月增加了15%,可回收物增加了10%,干垃圾则下降了11.7%。这说明,不仅一批湿垃圾借由居民的自觉分类“逃离”干垃圾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可回收物也“逃”了出去,重新产生价值。
  在垃圾分类这条路上跋涉到现在,陈立雯的期待一直没有改变。“终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实现‘零废弃’,这是我的梦想。”眼下,她感受着国人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垃圾分类意愿的明显增加,“有自下而上的努力,也有自上而下的规划,属于中国的垃圾分类体系,在我们这一代是有望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