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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郎金 七百年的金器窖藏之谜

“李四郎八六出门金”金牌。成都博物馆供图

宋代金牌展览柜。

成都博物馆关于钱币与交子的介绍。

姚九郎金牌。

  原保和乡斑竹村8组村民、74岁的蒋思友指认当年宋代金牌发掘处。

李四郎金牌。

李四郎金钗。

  

□冯荣光 文/图

  在成都博物馆新馆“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两宋历史文化展厅,展出了原金牛区保和公社出土的宋代窖藏金器:金牌、金铤、金钗。这批文物自1977年发现,40年后才在成都博物馆首次亮相。成都博物馆为什么给予它们如此高规格的展示地位呢?它们的文物价值如何?
  对此,《成都市金牛区志(1960-1990)》第二十五篇第三节“出土文物”中有所记载:“斑竹村金器窖藏。1978年,保和乡斑竹村农民改土时发现。窖藏距地表0.8米,内装一只施酱色釉的双耳罐。罐口压以青砖。罐内装金器74件。其中金铤70件,金牌2件,金钗2件,共重4062.9克。”
  如今,出土窖藏金铤、金牌的地方早已不是当年的郊区乡村模样了,中环路锦绣大道一座跨越驿都大道(老成渝公路)的立交桥改变了周边一切。原保和乡斑竹村8组村民、74岁的蒋思友带我到现场,指认发掘地点,向我讲述“李四郎金”出土的情况。


晋州李四郎 开金银铺商号铸造金牌

  1977年,保和公社斑竹大队正在农田改土,老成渝公路北边是一个干枯的堰塘,一条高约1米的堰埂需要挖掉,平整出一块土地来。堰埂上有一笼竹子,旁边是个小小的土地庙。社员们将竹子砍了,土地庙也挖了,堰埂的黄泥巴土很板结,要用钢钎杀下去,再把土撬松。有个社员挥动钢钎杀下去,听到一声响,撬开土一看,是个瓦罐。瓦罐已经被钢钎戳烂,露出里面泥浆混合的东西。有人拣起罐里的东西,拂去黄泥,说是一块黄铜。有人拿着反复看了看,认为是黄金。“挖到黄金了!”消息一传开,队长李忠诚立即向保和公社报案,公社和大队立即通知社员把拣到的东西全部上交。
  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保和公社出土文物宋代金牌、金铤和金钗,就是当年斑竹大队社员钢钎“凿”出来的。金铤呈长方形薄片状,金牌约呈方形上方有孔,金铤和金牌上分别标有“李四郎”“晋李四郎金”“晋姚九郎金”“李四郎八六出门金”“华州田”字样的钤印铭文。
  为什么每块金牌、金铤上都要打上钤印文字呢?在宋代,金牌铸有姓氏或名号,表明这些金银铺号皆属私立,虽非官方,但经官方认可了的合法经营户。宋代的金银铺号大多为私立,受官方鼓励、支持和监督,官方可以从金银铺中收取一定比例税金,铸造这种货币可使官私方都获取很丰厚的利润。另外从商业角度来说,留下这些店铺商号、工匠人名,既是对社会商业信誉的维护,也是商号对买主的质量负责,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产品质量有问题,便可追溯到生产商号。
  其实,在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及金银首饰上打上或烧制上地名或工匠人名,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这种惯例。比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漆器,就刊有“成都饱”“蜀都郡工官”“蜀都西工”等铭文。只是到了两宋时代,随着经贸的发展,更加风行一时而已。
  金牌上“晋李四郎金”“晋姚九郎金”标示是晋州李四郎和姚九郎金银铺商号铸造的,宋徽宗政和六年(1117)撤销晋州升格为平阳府。据此可以认定,李四郎和姚九郎金牌应是北宋时期铸造的,北宋时期的金牌出土文物极其少见,因此尤显珍稀。华州与晋州相邻,还包括附近的金州,都是宋代金牌铸造的加工地区。

八六出门金 宋代经济税制重要实证

  两宋时期,黄金在市面上开始流通,金牌、金铤在流通领域的作用,主要体现于赏赐、保值和贮藏、商业支付,以及纳税。
  《玉堂杂记》为南宋周必大所作,是根据他在孝宗朝任翰林学士期间的随笔记录整理编辑而成的。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有“例赐牌子金百两”的记载,这是指南宋政府对官吏的赏赐。宋人所著的《云仙杂记》卷五《金牌盈座》曰:“河间五夜饮,妓女讴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用金牌打赏,这是对歌伎的赏赐,不同一般的重赏。
  北宋后期,宋、金处于战争状态;南宋中期的宋蒙战争,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人们都愿兑换金属或贵金属货币以求保值,民间向来就有贮藏金银以防不测的习俗。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就有出土金牌的记载:“李园者以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土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
  以成都地区为例,1972年彭县出土唐代窖藏铜币3300公斤,1982年新都县黄田村出土唐代窖藏汉至唐代钱币16.5万枚,1985年彭县九尺出土清代窖藏银锭22677克。在国内其他地区,金牌、金铤的出土形式也大多为窖藏。所以将贵重的金银货币埋藏在地下,从古至今都是认为防盗、防匪、防战乱最保险的方式。
  在商业流通中,因为金牌特别标明了黄金的成色和含量,为买卖双方提供了可信的标准,有利于公平交易。金牌是信得过的货币,承担着高额货币支付的功能。从国内出土的金牌、金铤中,涉及金银铺号竟多达10余家,反映了两宋时期金牌、金铤已广泛铸造,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内使用。
  出门税是两宋时期的一种商税。宋代商税分“过税”与“住税”两大类。
  “李四郎八六出门金”铭文,反映了南宋金牌用于纳税的历史事实。这枚金牌极其少见,因是“出门金”,金牌的成色不是足赤,而是“八六”成色。出门做生意,行商要交纳“出门税”,两宋时期商税征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在各城门口设置税卡向行商“逐门收税”。《宋史·食货志》:“行者买卖,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就是说,行商要交“过税”,店商要交“住税”。保和公社出土的“李四郎八六出门金”金牌,是宋代经济税制的重要实证,对研究宋代经济具有较高的价值。
  继成都市金牛区保和公社斑竹大队出土宋代金牌、金铤后,在省外也陆续有所发现:
  1978年,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茅山窖藏出土一批宋代金牌;
  1979年11月,在安徽省合肥市阜阳路百花井西侧扩建施工工地上,出土了一批南宋窖藏金牌和金铤;
  1997年3月,山东省兖州市建筑公司在城区文化东路施工,出土宋代窖藏金牌26枚;
  1999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与定安路交叉口出土一批南宋金牌、金铤,被杭州市博物馆收藏。


铁钱到金牌 成都地区市场流通演变

  这些金牌、金铤的出土,为研究我国两宋时期的金银货币流通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宋代金牌目前发现极少,继保和斑竹发现后,在四川各地还没有这方面的考古发现。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黄金一般不作为货币使用,而是作为建筑、艺术品的原材料。在唐宋时期,黄金开始成为流通货币。唐宋时冶金业的发展使得青铜的生产量猛增,铜钱变成低廉货币,而稀有的金银在宋代跃升为高额货币。
  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在宋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货币区,被称为“铁钱区”,即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铁钱。然而,铁钱笨重,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中写道:“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买卖双方若是进行大额交易,货币需求量大,铁钱就相当不方便了,成都人为此发明了纸币“交子”,顺应了市场流通的需求。金牌作为市场流通的高额货币,虽然没有纸币“交子”在市面上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它的价值贵重,拥有者仅为巨贾富商,显而易见只能在一定的小范围内流通使用。保和乡斑竹村出土的这批北宋时期的金牌、金铤,足以说明金牌在成都地区市场流通的情况而载入宋代货币史中。
  金牌是研究我国古代贵金属货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宋代金牌又是贵金属货币体系中较为少见的品种之一,由于传世的寡见和出土的稀少,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和缺乏了解,宋代金币的形成有币、锭、饼、牌、笏、瓜子金等等,其中以“牌”最为少见。
  随着唐代货币系列化完成的继续和两宋贸易的扩大发展,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于是,逐渐在市场上广为流通了。而宋代金牌避免了以上的诸多不便,打制成一定规格,一定重量的小块,打印上代表自己店铺商号的文字,打印上其重量及含金量,用自己的信誉保证它的成色和重量准确无误。又采用统一标准,在各地市场上流通,一时间,各地商号纷纷仿效。
  宋金牌使用情况除了上述主要广泛用于商业支付外,还有一个作用即交纳赋税。值得重视的是宋代金牌中的“出门金”,我国出土宋代银锭上发现铭文为“出门税”的,已屡见不鲜,“出门金”却极其罕见。从目前考古出土文物来看,仅见成都保和斑竹、江苏常州茅山、安徽合肥出土的金牌上有“出门税”字样,所以尤为珍贵。


窖藏金牌金铤 一沉睡就是七百年

  保和斑竹出土的金牌、金铤,从金融货币这个角度揭开了两宋时期成都地区经济繁荣的史实,高额金牌货币在成都地区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宋代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经济财政区域。”(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
  是谁在保和斑竹窖藏的金牌、金铤?这显然涉及南宋理宗端平年间蒙古入侵四川旷世惨烈的“成都大屠杀”血腥历史。
  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蒙古皇太子阔端率数百名精锐骑兵突袭成都,南宋成都知府丁黼率所部兵马出东门迎战。半夜,蒙古骑兵突然包围驻扎在石笋桥的丁黼营寨,激战中,丁黼中箭殉难于桥头菜地之中,全川为之震动。蜀地官吏吴昌裔在《论救蜀四事疏》中向宋理宗痛陈蒙古军队的血腥暴行:“端平乙未(1235),虏侵汉、沔,汉、沔以内,生聚未尽空也。迨至去冬,其祸惨甚。盖自越三关,破三泉,摧利捣阆,窥文挠巴,而利路虚矣。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州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川之人 十 丧 七 八矣。……”“然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
  南宋端平战乱,天府之国遭到蒙古铁骑的疯狂蹂躏。清同治《成都县志》记载:“元,贺清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三卯录》记载:“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唐代大诗人李白歌吟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的锦绣芙蓉城,在血腥浩劫中,唐、五代、两宋以来的辉煌文明,在蒙古铁骑强弓硬弩中化作瓷器般的碎片,蒙上血色的尘埃而黯然失色。
  面临端平战乱,家园被毁,富商抑或达官,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难。金牌只有用罐子埋在地下,也许,他做了记号,希冀有一天重返成都便于找寻。可是,繁盛的大宋最终沉沦于历史烟海,而这罐金牌,一沉睡就是七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