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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无此文”清初思想家唐甄与《潜书》

唐甄画像1984年中华书局版《潜书》。

绘图 李潇雪

  

□李明泉

  清初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齐名的“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唐甄(1630—1704),系四川宣汉人,我的同乡先贤。唐甄的十一世祖是唐瑜,为朱棣皇帝的导师。洪武十二年(1379)进士,赐翰林,1381年任东宫教谕,永乐十二年(1414)奉旨入川监视避难巴蜀的建文帝,宅居宣汉南坝,卒葬南坝东阳溪。


志在权衡天下

  唐甄因其父唐阶泰为苏州吴江(今吴江区)知县,8岁离开绥定府(今达州),28岁回四川乡试,中举人。唐甄做过山西长子知县,经过商,当过经纪人,晚年生活十分贫困。幼时附居舅父李长祥家。李长祥,字研斋,自幼好学,“神采英毅,喜言兵”,明崇祯癸未科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著有《杜诗新编》《天问阁集》等。该书主要内容是旧闻轶事,多为疏证史案。
  记得1978年底,达县师专(现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章继肃老师主持《天问阁集》校注工作,邀我和另几位同学帮他誊抄有关资料。也因此,我对李长祥和唐甄二位先贤有一些感性认识。
  唐甄的《潜书》被称为“五百年无此文矣!”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已被译为法文、韩文、日文。《潜书》内容博大精深,上篇五十,主要讲心性之学,强调“尽性”和“事功”的统一;下篇四十七,主要讲治世之术,强调“实治”“富民”。
  四川省社科院陈德述先生在《唐甄早期启蒙思想论》一书中着重阐述唐甄的早期启蒙思想。他认为,唐甄启蒙思想的形成与所处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有密切关系,经历了思想演变的四个发展阶段:从力图实现“志在权衡天下”到“不绝于愿望”而不断探索,从寻找自己与外部世界发生矛盾和冲突根源到转而“宗孟法王”探索心性学,“面对现实中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充满着无限的冲突和斗争,在不断的彷徨、消沉和挣扎的同时,也促使他不断思考、反思和探索,不断地转变自己的思想”,必须放弃心无定所之“逸”,祛掉急于求成之“躁”,方能保操心境的“恒悦”,因为“悦为入道之门”。如此,人之“心性”与“事功”才可达到统一。唐甄竭力通过内心的平衡来抗拒社会的侵蚀和矛盾,以自身之“悦”消解人生的痛苦。这种自我意志力的确立与强大,是需要心性通泰和恒久修为才能做到的。这是唐甄的自我价值给定,也是他为错乱时代开出的救世药方。


治道贵致其实

  陈德述先生在分析唐甄思想时,特别强调“治道贵致其实”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他针对当时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和佛教的‘我法皆空’的理论,提出了‘贵致其实’的思想。”唐甄倡导“实事”、“实治”、“实行”、“实功”,反对“空理”、“空言”和“虚言”。陈德述先生指出:“唐甄从‘实事’出发,深入研究了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民不聊生、四海困穷的根源在于封建统治和剥削,他针对当时社会实际,提出了治理社会的十八‘善政’。”唐甄注重“实行”,反对“徒以为文”的形式主义;强调一个真正的儒者必须要有功于世,要“能定乱,除暴,安民百姓也”。唐甄主张“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提出衡量国家贫富的标准在于民众的富裕程度,不在国库财富的多少。
  唐甄否定“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展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陈德述先生认为,唐甄的“富民”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要想使民富裕,国家必须以“富民”为宗旨。如果国家不以“富民”为宗旨,要想使人民富裕起来,就好比“适燕而马首南指”,是根本达不到目的的。唐甄是一位有政治理想、有为民意识、有家国情怀的思想家,在那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鹿甄的思想无疑是一束耀眼的烛照之光,给予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理性思考和梦想追逐。


求见之笃结而成象

  唐甄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阐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唐甄将天地万物及其“成毁”和社会的治乱兴哀都视为真实,他认为只有尊重“事实”,才能“顺时观变”,“达情度务”,做到与实际相符合,反对“模古而行”的僵化思想。唐甄从对自然和社会人事的观察中,看出了自然和社会人事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变化过程,由此产生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一刻之间,万死万生,草不知根枝,化为尘土;鸟兽之皮骨,化为尘土;人之肢体,化成尘土。勿焉而有,勿焉而无。”还说:“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毁也;知乎必有毁也,亦知其必复有成也。”古亦今,今亦古;往亦来,来亦往;生亦死,死亦生,这是一个“禅代不穷”的无限变化的过程。为了揭示事物变化的动力,他提出一个特殊的概念“机”。“机”主宰万物变化,促进事物“生之不穷”、“绵绵不绝”,“如蛰虫之时振,草木之时生,而不知其谁为之者”,只要“得其机而操之”,就可顺应事物发展,掌握主动权。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唐甄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和范畴,如:“解闭”、“升潜”、“启蛰”、“隅遍”、“绝续”等,特别是“止通”“独该”尤有意味。“止”是指事物的个性,“通”是反映事物的共性;“独”即特殊,“该”即一般。唐甄的这些范畴都是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标识性概念。
  唐甄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心知未见,物享乃见”的原理。
  陈德述先生指出:“我们主观反映客观是在物的作用下实现的。离开了客观事物对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作用,就不可能认识。认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在唐甄看来,深入实际,“视观察问”是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的具体的方法。感觉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达到“自明”的程度,必须要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如唐甄所言:“致思之深,结而成明;求见之笃,结而成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不能只从感性经验就认识的,必须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因此,唐甄特别强调“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主张要“量智而谋”,方能取得实践上的成功。
  《潜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唐甄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陈德述先生对唐甄的政治思想、富民思想、军事思想、廉政思想等作了深入分析,挖掘出对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资料和观点,并结合当今社会发展予以辨析和阐述,给人以思想启迪和智慧加持。
  唐甄是一位睿智、善思、勤勉、务实的思想家形象。唐甄的形象,让我想起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的雕塑《思想者》,那位强有力的劳动男子沉浸在极度痛苦中的思考姿态,与唐甄的时代人生和悲悯情怀何其相似!唐甄的思想资源不仅是四川,也是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汲取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