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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平街的前尘往事(上)

严君平。李潇雪绘图

君平街上关于严君平的介绍。

民国时期的黄包车。

蜀锦声名远扬。图为唐·花树对羊锦

  

□姚锡伦 文/图

  成都君平街长426米,宽20米,东接陕西街,西止小南街。街之西口,立有石碑:“此街相传原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严遵(字君平)的卜肆所在地。严君平节操清高,致力于学问,以卜肆为生,宣扬封建道德风尚,使“蜀风淳化”,风移俗易。后人纪念此君,将街名沿用至今。”
  2006年,成都市建委在此街东口北侧,精心打造了一个君平园,园中筑就“严仙亭”、“指归廊”以及“28星宿石一处”……于是不少成都人睹物思人,满以为今君平街就是严君平的故居和卜肆的所在地。其实不然……


晚清时期成都有两条君平街

  成都最早的君平街并不在今君平街的位置。最早的君平街出现于西汉成帝之后,是一条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老街道,位于如今斌升街辖区的支矶石街一带。
  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西汉的严遵宅,与晋、唐的严真观真址,乃在(清)驻防城内的君平胡同,即今支矶石街之西段,恰是清以前的原址所在。”“晋、宋六朝以来,天师道流行,严遵遂为道教徒所尊奉,故称‘严真’。……六朝至唐,其地称为君平卜肆。”后遂改为严真观,系道教早期宫观之一,同青羊宫一样著名。后人将严君平故居卖卜之地名为君平街,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川巡抚年羹尧筑满城后,把北方的“胡同文化”带到了成都,古老的君平街即改称为君平胡同,又名仁里二条胡同。
  辛亥革命之后,说胡同是满洲名词,不宜存在,因而废去,一律改名街巷,君平胡同又改为支矶石街。其实在君平胡同易名为支矶石街之前,成都在满城南垣就新建了一条君平街。从清光绪五年(1879)和清宣统三年(1909)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地图看,当时即同时有君平胡同和君平街存在。查《成都城坊古迹考》也有过“建满城后于城之南垣外建君平街”的记述。
  过去曾有人撰文称今君平街为严遵故居,其实不确。《成都城坊古迹考》指出,“晚唐高骈未筑罗城以前,其时内江未徙,(今)君平街即郫江(内江)流域所经,何能为西汉严遵所居之地?”而断言今君平街亦是古代严真观旧址,也就无从谈起。
  郭沫若说:“文宗自古传巴蜀,锦江春色与天长。”在汉代,巴蜀就出现了“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名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和扬雄。而内中的严君平最奇特,他比同时代的三位大家多了一个“算命先生”头衔。年轻人来算命,他诱导尽孝道;弟弟来算命,他诱导尊重哥嫂;有邪恶非分之想者来算命,他就儆之以利害。若是当官的来算命,他就诱导要勤政为民……“因势导之以善”。
  或许正因为他节操清奇,难免有人将他视若神仙,到了晋代,一则与严君平毫无干系的“支矶石”传说将严君平神化了。《博物志》和《蜀中广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人顺大河乘船到达天河,见到了牛郎织女便问:此为何地?牛郎告之:你回成都去问严君平就晓得了。这人返回成都真的就去问严君平,严君平掐指一算,说那天到达天河犯牵牛宿的原来是你嗦!这个故事,后来又演绎出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船上载了大石头一块,严君平看后,说这石头就是织女的支矶石,于是支矶石即被民间视为神物备受崇拜了。


叶家大院民国末期蜀锦的辉煌

  成都自古以来以生产蜀锦蜚声海内外,有锦城之美誉。至清末全市织锦机坊星罗棋布达2000余处。据《成都通览》记载,仅君平街就有“王三义森”“陈裕顺”“苟万长”“杨恒发”“张洪顺号”绸缎机房五家(门牌号不详)。可到了民国年间,因洋货的冲击,却渐渐只有君平街53号叶家大院一家了。其业主叶兴元、叶智良兄弟俩拥有6台花楼木织机。织机为竹木结构,长1丈有余。每台织机由2名机工操作,1人在花楼上提花,1人在机前踏纵,丢梭打纬。在一片啪嗒、啪嗒的节奏声中梭过之后,其图案如行云流水,奔放活泼,各种祥禽瑞兽奇花异草纷纷跃然锦上。其锦色泽鲜亮、秀美雅致、质地上乘、名声在外,很是畅销。远销新疆、西藏等地,继而出境销往尼泊尔、印度等国。
  民国末期,叶兴元、叶智良的儿孙晚辈都未能“子承父业”。叶兴元之子叶崇修早年拉得一手好胡琴,甚是痴迷,进而脱颖而出跻身成都川剧界,在今祠堂街原四川电影院旧址、当时属设施一流的锦屏大戏院任名琴师。晚年,叶崇修又频频亮相于华兴正街悦来茶园川剧舞台,依旧用他爱不释手的胡琴,为自己和在此品茗的老茶客和川剧玩友、票友们带来欢乐和美的享受。直到一天演出之中,他的琴声骤然中止——这位老琴师因中风不幸瘫倒在舞台上,从此就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而叶兴元也万万不曾料到,他的孙子叶友华——一名虎背熊腰的壮汉,所从事的职业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锻工。如今已年过古稀退休赋闲,每每提及爷爷开机坊织蜀锦那段经历,叶友华往往会感慨万千,“那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人力车行藏着一个感恩的故事

  人力车,旧称“东洋车”,以日本率先使用得名。而成都民间则每每称它为“黄包车”。人力车因其小巧灵活,适合大街小巷穿行,方便舒适且价不贵,故民国时期是成都广为采用的交通工具。抗战时期,因成都外来人员很多,人力车发展尤为迅猛,呈现出一个高峰期。据《成都通史·民国卷》记载,1945年,成都人力车公司、车行多达700家,有车11260辆,车工3万余人。
  1942年,有位叫林致恩的小学校长,就在君平街44号同亲戚合伙开办了一家人力车行。车行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有车几十辆,每天到此租车的车夫就有近百人。君平街自此人来车往热闹了不少。其中有位车夫名叫王荣富,他与林致恩的交情尤为深厚。这是因为当年王荣富在林致恩的小学就读时,全靠林校长的鼎力相助,他才读到了小学毕业。因此,王荣富对林致恩一直深怀感恩之心。恰好,林致恩的这家车行正需要一位帮手来管理车行事务并兼管账目。林知道王本分老实,而王的新婚之妻又能写会算,便请王夫妇来干这份工作。恩人相邀,王当然应允。况且,林开出的工钱是每月三斗米,这对知足常乐的王荣富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1943年初,王荣富夫妇就从王家塘街搬到君平街44号人力车车行居住,直到1951年,在这里一干就整整干了8年。
  白天,人力车全都放了出去,地盘显得很空旷。可一到傍晚和深夜,人力车又陆续回到车行,整个地方又停满了车,景象十分壮观。王荣富夫妇每天早晚最忙,要登记好谁领了哪辆车,车牌号是多少,以免搞错。晚上交车时,又要收车牌和份钱(又称底钱)。他们最担心的是,漏收份钱和丢失车辆。好在王荣富对人力车夫好,自己又细心,所以从未发生过丢车的事。老板林校长非常满意。1944年2月,王荣富的大儿子王光明出生了,这时三斗米的工钱显然不够家庭开支,于是从这年起王荣富自己也拉人力车挣钱,以补家用,车行的管理主要就由妻子黄继英负责料理。三斗米的工钱再加上王荣富拉人力车挣来的钱,全家人的生活才算有了保障。
  1951年之后,君平街44号车行便没了踪影,但我却经常想起当年车夫们拉着黄包车满街跑的情景,以及骆驼祥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