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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留给成都的大礼

晚清时,成都的东门城楼。

  福康安像,出自《清史图典》。

民国时,成都城墙外的大道。

热闹的成都北门。

老成都皇城城门。

  清朝时成都共有四座城门分别为:东门(迎晖门)、南门(江桥门)、西门(清远门)、北门(大安门)。在每座城门之上都建有城楼,分别为:东门溥济楼、南门浣溪楼、西门江源楼、北门涵泽楼。

  李劼人说成都人动辄骂人“龟儿子”,是因为成都初筑城的时候凭借了龟鳖的缘故。这说的是笑话,但成都确实有过“龟城”的别称。
  先秦时,龟是灵兽。传说它“背负七星日月八方之图,腹有五岳四渎之象”。公元前4世纪,秦灭蜀国,派宰相张仪、郡守张若,让他们依照首都咸阳的建制,修筑成都城垣。传说工人修筑城墙时,反复坍塌无法成型。后来出现一只大龟,绕城行走。占卜师向主事者进言,按照龟行痕迹建筑,才成功把城墙建起。

“龟城”的共通性

  作家李劼人觉得这是古人的迷信。因为古人看到成都城屡筑屡坏,觉得其中必有原因,忽然又建成了,那肯定是有神助。实际上,成都土质疏劣,水系繁杂,建筑不易。受地形限制,最后建成不方不圆,不规则的样子,很像龟的形状。
  但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有限,要用象征、联想等方式把所见所思互相关联起来,才能让超乎想象的事物,变成可以理喻的东西。
  这样取象比类的建筑传说在古代中国很常见,比如广州的羊城传说,泉州的鲤鱼城故事。而背负天地万物的灵龟,是古代城市规划者喜爱用的意象。根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庆洲的研究,中国有超过20座城市的诞生与龟有关。
  吴庆洲认为,这些风水传说并非完全是牵强附会。他发现这些“龟城”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它们都是临水筑城,龟形可减少洪水冲击,也利于排洪排涝。模仿灵兽或动物形象,也体现出古代中国匠人效法自然,与自然共处的观念。
  成都也是一样。整个城墙圈子依照检江(现为南河)走势,总体朝西北-东南方向倾斜。这个方向正好面对着成都的水口:都江堰。
  对现实的考量,对自然的崇拜,两者结合,造就了中国城市独特的气质。上世纪40年代初,剑桥教授李约瑟在中国考察时就发现,中国各处的建筑都很难与自然分割,总是有一种秩序图式感,饱含着方位、节令、风向以及星象方面的象征意义。
  这样的城市就像一个“生命活体”,而城墙、城壕围合成这个生命体的骨架。

成都城墙多次修补

  1924年夏,美国作家哈利·弗兰克到达成都的时候,他已经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但依然觉得成都的城墙是“中国最为壮观的城墙之一”。
  宽大的海面(城墙上方的平面),“和北京的长城一样宽,是中国最好的步道之一,整洁干净”。即便农民在上面晾晒各式农作物,依然有余裕。
  从城墙上鸟瞰成都,“市区跟周围的平原地势一样平坦,几乎全部掩隐在绿树丛中。鸽子咕咕叫着在空中盘旋。”天气晴朗的时候,向西能远望到青藏高原的山脉。
  据李劼人考证,成都城墙建成后,几乎每十年就要修缮一次,扩建大修至少有8次,但形状位置并没有太大变化。
  公元907年到965年五代时期,是成都繁华的巅峰。此时四川依次出现两个独立国:前蜀和后蜀。这个时期,成都的文学、艺术、工艺制造都盛绝一时。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城墙遍植芙蓉,到了秋天,“四十里如锦绣”的传说历久不衰,从此芙蓉城的名号取代龟城。
  其实,成都城墙上的芙蓉早在南宋就已衰败。明末张献忠屠城,把成都“搞个精光”,城垣也毁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看见蜀地“民人凋耗,城郭倾颓”,竟然大哭。
  但康熙雍正年间,只对成都城墙进行了临时性的修补。由于成都雨水多,土质欠佳,修补后的城墙不堪敷用,反复出现问题。地方政府不断上疏请求彻修,但朝廷还是一拖再拖。

李世杰的芙蓉花野心

  1782年,乾隆帝的心腹大臣福康安前往四川,扫荡“啯噜”(当时川内黑社会组织)。福康安仅用一年就交了差,临行前送了成都一份大礼:奏请60万两官银,重修成都城。
  福康安是大学士傅恒的第三子,年轻有为,深受乾隆信任。如此巨资,经他奏请,乾隆很快批准。乾隆还嘱咐他,成都是古城,名胜很多,让他在进行工程时,留心古迹,“遇便覆奏”。
  据史料载,此次大修动员了全川的力量,历时两年才完成。重修后的成都城垣全长约14公里,高约10米,城墙顶部宽达13米多。墙基做了3层压脚石条,再向上砌了81层大青砖。每匹砖都铭有督工以及工匠姓名。
  由于城墙是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建筑,用砖考究。成都城墙所用铭文青砖和排砌形式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建筑的最高工艺。
  城墙每隔半里有一堆房(库房),东西南北城门的观楼为两层的八角楼,高达16米,面阔五楹(5根门柱)极宏丽。城门外还有瓮城,瓮城上有精致的炮楼。
  当时四川总督李世杰还有野心,想时隔800多年后,再现芙蓉倾城美景,在城墙上重种芙蓉垂柳,但没能维持太长时间,19世纪末就已不见踪迹。这也是成都城垣最后一次大修。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