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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阎连科。

  

封面专访

  十年前写完《我与父辈》后,做出版的朋友再三撺掇、鼓励阎连科,希望他趁机再写一本关于自己家族女性的书。但阎连科觉得时机还不到,“因为我不想把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命运于她们,既是一块放开的阔地,又是一羁逃不开的囚池。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关于父辈和我和别的男人们,我似乎是清晰知道的。关于母辈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们,还有这之外的‘她们’,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无从知也就无从写,厘不清也就等待着。”
  十年之后,他终于提起笔,将文字投向世代更迭中女人的命运。2020年5月,阎连科出版了长篇散文《她们》,写了家族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大姐、二姐和嫂子、姑姑们、婶娘们、母亲、孙女,甚至还包括他年轻时谈过的对象。相亲与恋爱、融洽与争吵、挣脱与命定,难以言明的隐秘心事,从文字的细处缓缓流出,呈现一部含蓄又动人的女性成长史。她们生而为艰,却以柔软抵抗世界的坚硬。
  为何开始写家族女性,阎连科说,“十年不是我厘清晓然了这一切。而是忽然有一天,我看到在寒冷冬季的村野有人烤火时,耶稣受审那一夜,有仆人、差役和十二门徒中的彼得也在另外一个寒夜烤着火;看见我母亲、姐姐们哭啼、微笑时,也有女人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同一时间和她们一样哭啼或微笑。原来世界不是完全封闭的,常常有些物事是如秤梁遥远的天平秤,或者如板梁遥远的跷跷板的两端样,你在这边动一下,遥远的那边就会上下或颤抖,乃至于惊震或哆嗦。原来世界的两端是紧紧联系的。于是我觉得可以写作了。也就动笔很快写了《她们》这本书。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

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

家庭对作家的影响

  

封面新闻:身为男性作家书写“她们”,在创作时会遇到哪些挑战?
  阎连科:

没有什么挑战。我知道我是写散文,而不是写“女性主义”,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著作,这主要就从刘剑梅那儿借到了七八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书籍,有的细读,有的了解。这种阅读和了解,除了弥补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无所知,就是如何在写作中磨去、割除“男性主义”或“男权意识”,让自己对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就是一切,有了这份尊重,这本书写起来就没有难度了。如果说难,就是我身体不好,一天只能写作三个小时,就这样坚持十天半月,也要休息几天。今天对于我,写作最大的难度就是真的“力不从心”了。
  

封面新闻:书中写了您整个家族的女性人生故事。您能谈谈,原生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的影响吗?
  阎连科:

我想,什么样的家庭——原生,非原生或者其他家庭的样式,都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构成一种影响。莫泊桑从小父母感情不和而分居,他一直跟着母亲成长并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莫泊桑。普鲁斯特出生在完整的原生家庭,家境很好,但他却是一个极度敏感脆弱的人,他的母亲给了他无边而细腻的爱。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16岁时父亲死于红斑狼疮,使她的人生极度痛苦和艰辛,因此她成了特别能面对丑恶、黑暗的写作者。
  卡夫卡因为父亲的强悍让他成为了一脸忧伤的写作者,连他的那双眼睛都充满着苦大仇深的忧郁感。杰克·伦敦19岁就成为家庭生活的顶梁柱,所以他的小说永远是在和困苦作战并最终成为战胜困苦的人。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离开家庭的影响和成长背景。这个家庭是原生的好,还是非原生的好,这是不能去比较的。没有贵族的家庭就没有今天的托尔斯泰,没有穷困潦倒、一生坎坷的家庭和命运,就没有今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不是作家成长的土壤,但什么样的家庭对于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命运的独立和微笑

  

封面新闻:《她们》的写作对象跨越三代。面对几代中国女性的人生境遇,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阎连科:

《她们》是写了几代的女性,但一定要记住,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那块土地上的女性,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但中国太大了,南北文化的差别、城乡文化的差异,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文化差别,还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决定着女性的差别。幸运的是我是河南人,中原地区,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所有那块土地上的城市女性也一定有代表性。
  

封面新闻:您认为家乡那片土地上的女性经受了更多的苦难,但“她们”最终却没有沦为祥林嫂那样的抱怨。那个年代女性乐观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

她们中间有很多祥林嫂那样的人,比如《她们》中我的大姐、表姐。比如《她们》第七章中的“方榆花”。我其实没有回避这些,只不过在这本书中,我的视角不让我把过多的笔墨放在这一点,而是更多地关注了她们乐观、坚韧和面对男人和命运的独立和微笑。
  

封面新闻:我们感触于《她们》中家族女性的牺牲和伟大,但同时又想问,我们可以为这些为家族牺牲过而不自知的女性做些什么呢?
  阎连科:

我们不能为中国的女性做什么,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无论她们是都市人还是乡村人,她们是几岁十几岁还是八十岁,我们做什么都不如对她们有几分理解和尊重。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如果大家读了《她们》,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