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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在成都 烛光乱颤桂花巷(一)

华西都市报2020-03-11 01:14:00.0档案馆

萧红与萧军。

汤传杰油画《萧军》。   1928年

《侧面——从临汾到延安》

  

□蒋蓝

  萧军曾自述,自己的原名刘鸿霖,笔名是以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为楷模,及自己是行伍出身的缘故,取名萧军。而萧红是因为她追随萧军后为自己起了这一名字。然而,经过一系列的误会,彼此伤筋动骨之余,萧军在兰州滞留期间,萧军跟熟人王德谦(原上海正风文学院女学生)的妹妹、艺人王德芬发生了一场新恋情,并立即完成了闪婚。

/人物简介/

  萧军(1907年7月3日—1988 年 6 月 22日),中国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妻子王德芬,前妻萧红。萧军出生于辽宁省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由于家境贫困只上过小学。1925年开始军旅生涯,担任过见习官、军事及武术助教等职务。1932年,萧军在哈尔滨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并和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一起共同开展文学艺术活动。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萧军创作完成了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抗战爆发后,萧军一直从事工人业余文艺教学工作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到达延安,在延安的五年中,他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日报》主编,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员等职,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后,萧军继续从事文学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工作,有京剧《武王伐纣》、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过去的时代》等。


《侧面》记述的恩怨

  1938年7月18日,萧军偕王德芬来到成都。
  在成都期间,萧军完成了一部篇幅并不短的非虚构之书《侧面》,记述了这一段恩怨,以及他对混迹于抗战庞杂队伍里各色人等的看法。
  1938年上半年,萧军忙碌而奔波:年初与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作家应李公朴之邀,奔赴“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教师。1月27日,他们从汉口坐五等铁皮卧车前往山西临汾。2月初抵达,停留还不到一个月,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只得向晋西南撤退。行伍出身的萧军渴望在游击战中播撒热血,因而与萧红发生激烈争论。两人此前的裂隙拉深了,不可调和,而且彼此都有预感,分别意味着永诀。但某种难以割舍的情义又让萧军去送行,他们在临汾火车站依依不舍,萧军在车站来回拔足狂走,徘徊不去。萧红一直被泪水浸泡着。萧军委托丁玲、聂绀弩照料体弱的萧红,自己随着“民族革命大学”的队伍,他徒步走过乡宁、吉县等地,后来他独自渡过黄河抵达延安。萧红等则由运城、潼关前往西安。
  《侧面》里记载的语气是特异的,以后合也可以,就此分开也无所谓。一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大度情怀。尤其是萧军与“段同志”(丁玲)在临汾火车站并肩坐在铁轨上的那次长谈,透过他对丁玲的细节描述,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尚未在黑夜里定型的情愫,在兀自发芽……“从不甚昏黑的夜色中和偶尔从什么地方闪过来的光亮里,看得出她那圆圆的脸幅的颜色,比起日间更显得健康而发红。”“如果在日间,一定又可以看到她那浓厚的修长的眉毛怎样高高抬举;不甚大的两颗棕色的玻璃似的眼球静静地站在那发着青白色的眼白中间。”(《侧面——从临汾到延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萧红用尽一切眼泪也没有打消萧军打游击的念头,但是“段同志”很快就做到了。这就像一面缠住了花岗岩的丝绸,花岗岩被劝化,变成了玲珑剔透的假山,美轮美奂。泪水反而只能培养假山脚下的青苔。
  那是一种怎样的对比啊。“段同志的大衣扣得很整齐了,皮带也束扎得妥当,一个准备受检阅的小兵似的,直直地站在车厢地上,两只手插在大衣袋里,愉快地大笑,有时说话完了,就在车厢的过道中踱来踱去。对比起来,红的脸却是显得那样出奇的阴暗和惨白,无感觉似的嘴微微的张开着,看得出那是在勉强挺立着身子,直直地坐在座位上,用着身上那件抵御着这夜间的寒凉。眼睛没有光彩也毫无动转地对着自己面前那火焰跳得很不安详的蜡烛……烛汁在焰心的周围很快地溶解和滴流着……”(《侧面——从临汾到延安》)


对萧红之死的反应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是近年公开的有关延安时期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1942年4月8日,萧军得到萧红死讯当天的日记:“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4月10日的日记里又说:“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的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起这罪过和谴责。”王德芬的哭,我反而完全可以理解。那是一个弱者为另外一个弱者流下的眼泪。
  萧军对萧红之死的反应,从他的一贯为人方面似可以推论。对于二人的分手及萧红的早逝,萧军晚年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绝情的话:“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以‘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说出这些话需要大勇气。就是说,那块被劝化为玲珑假山的石头,早已经回到了花岗岩的原初。个中具有深切而难以言说的距离感,足以让我们审视这个人。要知道,1932年初,萧军见到萧红后,在哈尔滨就将自己的女人许氏和两个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并宣布与她脱离关系,下令她自行改嫁;1938年初在临汾车站萧军不听萧红最后的劝阻,执意要去打游击,并表示与她断绝关系,其时,萧红刚怀了他的孩子。
  当时的大背景是,萧军参加了左翼文学活动,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又到了武汉,和聂绀弩、胡风创办《七月》刊物,险些被特务绑架丢进长江,幸亏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才脱险。在这之后,萧军、王德芬夫妻俩辗转由临汾、西安、兰州,最后到达成都。


与沙汀喝“碗碗酒”

  1938年6月2日这天的《民国日报》,刊载出了王蓬秋先生刊登的“小女德芬于本年5月30日已与萧军君订婚,因国难时期一切从简,祈诸亲友见谅是幸”的订婚启事。
  1938年7月18日,萧军与王德芬终于到达成都,距离结婚才刚刚一个月。
  新婚燕尔,“段同志”潇洒、干练的身影挥之不去,但似乎尚未彻底冲昏头脑。不久后,萧军与中共地下党在川康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文取得联系。周文对这样一位名声响亮的作家到来十分高兴,首先解决了他的工作问题——把他介绍到成都《新民报》任副刊编辑,并由沙汀和读者王影质为他们在长顺街租了一间房,后来又连续搬家,终于入住桂花巷46号,那是作家李劼人租赁的一个院子,分租了两间厢房。李劼人原本没有房产,早年居住在状元街外婆家,后又相继在指挥街、斌升街、桂花巷租佃居住,《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等作品就是在桂花巷完成的。作家见作家,李劼人先生非常欢迎。此时沙汀同萧军经常见面,还一起到小酒店喝成都特有的“碗碗酒”。繁华的成都让萧军感慨:“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
  关于萧军在成都《新民报》副刊的这段经历,以及在整个成都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作用,老报人车辐先生1980年代中期撰写的《忆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文(《文史杂志》1988年6期)中回忆说:
  《金箭》出到第五期,为成都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主要人员上了黑名单。剩下来的文艺园地,只有《华西日报》副刊,恰巧萧军来成都,在《新民报》副刊上辟了文艺园地,还出了《国防文艺》周刊……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中,他们却以战斗姿态出现,车瘦舟的家首先被炸,萧军就及时地组织他写了《家居在火场》,揭露日机滥炸不设防城市的罪恶!萧军编的副刊,战斗气氛浓厚,鼓舞作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