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绝望的角落为生命延续接力
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玲莉。
致敬爱心捐献者 刘玲莉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器官捐献协调员，6年多来，她奔走在死与生之间，为生命接力。3月3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刘玲莉，通过她的经历，思索生命，敬畏生命。又是一年清明时，早在几天前，刘玲莉就在计划着一场缅怀活动——前往都江堰青城山味江陵园，在器官捐献者纪念墙上，寻找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每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个生命的逝去，也意味着更多生命的重生。在这死与生之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玲莉就是一个接力者，让生命在最绝望的角落里，再次绽放光芒。“如果生命无法挽回，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刘玲莉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冰清
见习记者肖雯
实习生杨雅莎
在做专职协调员之前，刘玲莉在临床教学岗位工作。2013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全面推开。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招聘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玲莉报了名。
当时，刘玲莉对于器官捐献的全部认识，仅源于电视电影，“在我看来，这虽然是一个生命的结束，但也是更多新生命的开始，是一个正能量的工作，所以选择了它。”
真正走上这个岗位，刘玲莉更能感受生命之“重”。一边，是因为意外、突然疾病，经历着死别；另一边，是等待合适的器官，盼望着重生。“一 开始，你真的很难向家属开口，他们正处于最绝望的时刻，你会不忍心去打扰他们。”但刘玲莉知道，一条生命的落幕，可以让至少三条生命重新绽放，“必须得开口。”
和家属交流，刘玲莉对于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停顿，都很谨慎，希望能让对方更容易接受。然而，囿于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在最初的一年里，失败的协调是占大多数的。那是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探索阶段，刘玲莉坦言，被质疑、被排斥，让她充满了挫败感。
生命的力量，让她选择了坚持。
那是一次心脏移植手术，一位40多岁的男子因自发性脑出血导致脑死亡，家属同意了器官捐献，并在最后关头答应捐献心脏。“相比肝脏、肾脏，很多人对于肺和心脏的捐献更排斥，怕被说成‘没心没肺’。这位捐赠者的家属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很伟大。”
手术成功进行，主刀医生给刘玲莉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个满是“补丁”的心脏，开始有韵律地跳动起来，这一刻，刘玲莉切身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玲莉会全程参与到器官捐献过程中。“在撤除心肺支持系统前，是最难熬的。”病床上，患者心跳呼吸还在，但大脑已丧失功能，他们与传统观念的“死”，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
生死一线相隔，家属们对亲人的不舍、不忍，对世俗观念的顾虑，对一切感到绝望……时间在悲伤中一点点流逝，患者的各个器官也在走向衰竭。对于协调员来说，在心肺系统尚且维持着生命体征的两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取到器官，对于移植成功率至关重要。他们，需要和时间赛跑。
“但时间不能硬抢。”刘玲莉会根据每一位家属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对于器官协调员来说，生与死，是每天面对的问题。见惯生死，刘玲莉内心反倒更加柔软。“是这些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教会我‘敬畏生命’。”
2019年，一位年轻男子因癫痫疾病导致脑死亡，经过刘玲莉的沟通解释，男子的父母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正式捐献那天，恰好是该男子25岁生日。于是，在ICU病房里，刘玲莉和同事买来了鲜花、蛋糕，和男子的父母一起，陪他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患者当时已经脑死亡，不会对外界的事有反应，但对父母来说，这是必要的安慰；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对生命的祝福。”刘玲莉说，在每次器官摘取手术前，全体医护人员会对捐献者90度鞠躬，默哀1分钟，“这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我们对一个生命由衷的感谢。”
又是一年清明，刘玲莉计划着4月2日，去都江堰青城山味江陵园看看。这里，有四川省首座器官捐献者纪念园，近20米长的黑色大理石纪念墙上，刻着器官捐献者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我们医院器官捐献者的信息，都是我统计、整理发过去的，每一个我都记得清楚。”每一次，刘玲莉都会下意识地寻找这些陌生又熟悉的名字。看着纪念墙上的名字一年年增多，刘玲莉很难过，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的离去。但换一个角度，它也代表着一个、两个甚至多个生命的延续和重生。
刘玲莉的手机里，偶尔会跳出捐献者家属发来的信息，或几句问候、或分享生活，或是一些难与亲人说出的心里话。这些信息让刘玲莉感到温暖，“这是对我的肯定，也说明，生命尽头的馈赠，不仅为受体带来曙光，也为家属带来了希望和寄托。”
对于刘玲莉来说，这条路还很长，她也将怀揣着希望继续“奔走”，让生命重启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