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祠墓柏森森龙门长吊史圣魂（下）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陕西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东南的高岗上。据新华社

人们在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祭祀广场祭拜司马迁。据新华社

话剧《司马迁》首演剧照。

　　明清两朝，小小韩城南北三十里，先后建立书院13处，除了司马书院外，还有龙门书院、少梁书院、古柏书院和萝石书院等。清康熙以后，新建义学就有28所，文庙规模也是陕西之冠、全国罕见，因此，民间有戏语称“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
　　因为读书人多，所以考取功名、为官之人自然也多。明清两朝是韩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科举取士者近1400人，其中进士110多名，举人500 多名，贡生700多名，以致当年的朝廷中有“朝半陕，陕半韩”之说，意为朝廷官员里一半是陕西人，陕西官员中一半又是韩城人。
　　南北尚书、祖孙巡抚、父子知州、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清代时，韩城毓秀桥南的连三牌坊上，分别高悬“士风醇茂”“解状盛区”“户尽可封”等巨额牌匾，足见韩城文脉之盛。
　　“韩城人相信，故乡读书蔚然成风，有司马迁的影响。”贾雪芹说，“历代以来，每年清明节，韩城老老少少都要去拜司马庙，男孩要从司马祠墓里摘得松针，别于胸前，以求满腹经纶；女孩折下迎春花，插在发髻，寓意有个好前途；即便到现在，很多韩城的孩子，小学、初中、高中的第一课，老师都要讲一讲司马迁与《史记》，以作勉励。某种程度上，司马迁与《史记》，就是这座城市的根与魂。”

　　漫步于韩城的乡野，文史之乡对诗书传家的重视，多体现在一个家庭最显眼的位置——门楣或楹联。这种文化在韩城党家村尤为浓郁。
　　笃敬、孝悌慈、宝善居、楚书是宝……在党家村，家家门楣有题字，或石刻，或木雕，字体以行、楷为主，有的丰润端庄，有的刚健遒劲。“不管在党家村，还是在韩城，以耕读第、诗礼第、太史第为门楣刻字的家庭不在少数，皆因在他们看来，耕读是干正事，走正路。”党家村第20代传人党鉴泉说，“在这里，一个‘半藏农器半藏书’的家庭，备受人们的羡慕和尊敬。”
　　治家无奇术，教子多读几行书。在党家村，以诗书传家为内容的石刻楹联、家训随处可见——
　　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若勤俭持家。
　　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福；天壤间第一人品，便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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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辈人若要搬迁，这些题字还会被郑重其事地描下来，镌刻在新居，以示传承，既为律己，也意在告诫后人。“读书是这方百姓最朴素的追求与信仰。”党鉴泉说。
　　党鉴泉年轻时曾在党家村小学教书，有一次，村里铁匠的儿子上课时调皮捣蛋，他便“踢了两脚”以示惩戒，没想到孩子掉头跑了。放学后，他不放心，便去家访。一进门，铁匠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老师下了一碗挂面，还加了一个鸡蛋，让老师吃饱再说。
　　文教最盛时，韩城村村建有惜字炉，系专门用来焚烧字纸，即写过的纸片不可乱扔、遭人践踏，需一律送到惜字炉焚烧净化。逢年过节，小孩的任务，往往是将家中字纸送到村里惜字炉焚化，汲取“读书为上”之思想。
　　如此尊师重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个不足百户的党家村，在鼎盛时期有私塾12所，近半数人博得功名。
　　“每年三月，鲤鱼自百川争集龙门，跃而欲上。一登龙门，则化为龙，云雨从之，乘风而去。”千百年来，中国人常以龙门故地的这则传说，喻读书人金榜题名、平步青云。
　　鱼跃龙门的自然奇景、流遍乡野的耕读之风、读书人的理想化身司马迁，这一切隐隐勾勒出龙门读书人终其一生的奋斗轨迹，也为这片文脉盛地提供了绝佳的精神标识。

　　建于元代至大年间的韩城九郎庙中，大殿四角的木拱梁间，跪着一个托举木梁的木雕孩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
　　赵氏孤儿的故事，源自《史记·赵世家》，经元代戏曲家纪君祥改编后广为流传：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诬陷，全家300余口被杀。为斩草除根，屠岸贾下令在全国搜捕赵氏孤儿赵武。背负托孤重任的赵家门客、草泽医生程婴，走投无路之时，献出自家孩子救下赵武，老臣公孙杵臼等义士也为此献出生命。程婴含辛茹苦20年后，将赵武抚养成人，冤情得以昭雪。
　　故事中的大德之人程婴为司马迁同乡，是韩城芝川人。程婴救下赵武后，相传藏婴于韩城高门原西的九郎山（今巍山），至今巍山北野仍有藏婴洞遗址。九郎山、九郎庙即为“救郎山”“救郎庙”。
　　为彰化义士大德，后世韩城多建九郎庙、三义墓。在今韩城堡安村，遗存有三座砖砌墓冢，墓前的墓碑上分别刻有“晋程义士婴墓”“晋公孙义士杵臼墓”“晋卿赵文子（即赵武）墓”的字样。
　　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史记》中很多义贤故事，都成为司马故里的教化之源。如在韩城禹山东麓的山峁上，有四义墓，供奉着荆轲、高渐离等四位义士，后人为其撰联曰：“千秋颂高义，万古传知交。”
　　正如司马迁云“从善如流，施惠不倦”，因为尚义，韩城民间也多仁义之士。清顺治年间，党家村人党德佩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两捆棉花到河南南阳做生意。同在南阳打拼的一位广东佛山商人，因家中有变，将大批木材委托于党德佩后回乡，不料一去就是四年。归来时商人心生忐忑，料定木材多半会打水漂。
　　不料商人进店后还没落座，党德佩就拿出账本，连本带利都记得清清楚楚，并悉数返还。党德佩因此在南阳声名大震，靠着清白为人、诚信经营，成为日进千两的秦商巨贾。
　　清朝时，韩城县衙的西街上，有座“将军楼”，横跨街面，楼上纵书“清官穿靴，赃官卸帽”，意为在韩城为官者，若清正廉洁，离任时韩城民众会为他制一双新靴，让其以新换旧，步步高升；若为官不正，民众会要求他卸下官帽，免冠（官）而去。
　　明朝左懋第，曾任韩城知县，在任六年政绩斐然。左公离任赴京时，韩城民众以“百家靴”相赠，期望他步步高升，并夹道相送至龙门渡口。
　　“司马迁秉笔直书，良心与气节并存，他在《史记》中推崇的很多人和事，也往往背负大仁大义，兼具真善美。”贾雪芹说，“这在无形中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尚大德之风。自古以来，韩城民间好仁义，为官多‘两袖清风’之辈。”

　　生于韩城庙后村的王杰，是清代西北地区唯一一位状元，在乾隆、嘉庆两朝官至东阁大学士，位同宰相。在韩城，许多读书人的榜样，除了司马迁，还有王杰。
　　王杰在权力中心的十余载，正是贪官和珅炙手可热之际。与和珅不同的是，王杰位居高位时，仍穿布衣，着草鞋，连轿子都不坐，往往骑老马上朝。
　　与和珅同主军机，王杰除议政外，常常默默独坐，距和珅甚远。有一次，和珅有意拉拢他，奉承他手长得好看，王杰毫不趋势，拂袖道“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
　　和珅因贪赃枉法入狱后，朝中权臣、地方大吏多为其同党，竟无人敢任主审，唯不偏不党的王杰挺身而出，主动挑起了主审和珅贪腐案的大任，以铁面无私、大义凛然之举，判处和珅死刑，籍没家产。
　　王杰一生曾12次担任乡试、会试主考、副主考，四任学政。为保清廉，他多次拒绝儿孙赴省或赴京参加考试，甚至放话“谁录取我的儿子，我就弹劾谁”。有一次，儿子瞒着他到省里考试，王杰知道后下令将其考卷撕毁。
　　“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公元1803年，在嘉庆皇帝的送行诗中，王杰离任还乡，临走时还将京城御赐的豪宅捐献出来，改作韩城会馆，仅带走了几十箱书籍。
　　到韩城后，王杰引用《史记》中的故事表心迹于乡人，称真正的衣锦还乡是“德庇生民，功在社稷”。韩城文庙至今留存的记事碑，记载了王杰回乡后“捐银五百两，置田地取租，每逢乡试到省，送以助盘费之资”的慷慨仁义之举。
　　因为继承了太史公敢于直言、不畏强权的史官作风，由宋至清，出身韩城的官员，多为谏官、御史，多在刑部就职。
　　宋仁宗时，包拯之师、任东台御史的张昪，曾冒死上疏，为范师道鸣冤；明朝时王盛、薛国观都曾担任过给事中（向皇帝谏诤时政得失之官），张士佩做御史时，也深得嘉靖赏识；有清一代，贾宏祚曾任陕西都察院监察御史，刘荫枢也曾担任给事中，张廷枢曾官至刑部尚书。
　　“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和王杰一样，这些韩城籍官员在历史上均以正直、清廉著称。”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薛引生说，“受司马迁和《史记》滋润而形成的清风正气，不仅流淌在韩城，更流淌在整个中国文化里，对当下仍有非常积极的警示意义。”
　　司马迁究竟死于何时、何地、何因，至今仍不能完全考定，因此在中国的很多史书中，写下三千多年华夏文明史的“史圣”司马迁，没有结局。
　　但“公为河山增其光，河山为公留其彩”，在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司马迁和《史记》已然不朽。
　　“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余秋雨曾作文如此评价司马迁。
　　龙门有余泽，风追司马两千载，正如黄河冲出龙门后，横际无涯，浩渺壮阔。在故乡韩城，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乃至人类文明史，历史给了司马迁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