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隆冬，一场为期5天的划时代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如同久旱等来甘霖，如同春雷唤醒大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思想解放的春风，迅速涤荡落后的观念，冲破发展的僵局。改革春风首先从田野上吹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春潮激荡、万象更新——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调动，我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新篇章，将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写在神州大地。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进入新时代，“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谋改革就是谋发展，促开放就是促共赢。“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从小岗破冰到深圳试水，从浦东开发到滨海建设，从海南起锚到雄安崛起，从长三角一体化到粤港澳大湾区腾飞——正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历史轴线，串连起日新月异的历史巨变。
在光明日报社的社史展厅里，陈列着7张报纸大样的改样稿，泛黄的纸页上，留有鲜艳的红笔圈改痕迹。1978年5月11日，7次改样的内容见报——当天的《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短短6000字，激荡40余年。文章后来被称为“春风第一枝”，以“政治宣言”的姿态，发出思想解放和时代转折的先声，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事情可以回溯到更早之前。粉碎“四人帮”后，社会思想依然普遍困惑，禁锢难以消除。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两个凡是”论调。“不可思议。”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的胡福明想了很久，决定批判它。
前后修改3次，1977年8月下旬，胡福明完成了8000字的初稿，拟定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年9月初，他把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
直到4个月后的1978年1月，胡福明终于收到回信。来自王强华的亲笔信回复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胡福明再作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
1978年4月上旬，经过近3个月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定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很重要，在副刊上发表分量不够，太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上发表”。
4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被邀请到光明日报社，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会后，胡福明继续修改文章。
定稿后的文章并没有第一时间刊发在《光明日报》上。1978年5月10日，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出版的《理论动态》上，首次刊出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这篇文章；新华社当天向全国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
平地惊雷，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轰轰烈烈拉开序幕，解放思想的号角就此吹响。
1978年6月2日，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激烈争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批驳了“两个凡是”思潮，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他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并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也成为了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标志着党和国家翻越了解放思想的第一座大山。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揭示了一个时代的迫切需求，更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思维之门。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猫论”源于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溯源，要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1962年，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
这些变化，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1962年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只是一次内部会议的讲话，“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
当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借用这句俚语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这次讲话，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
这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被讹传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本是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天府之国，田多粮多，鼠多猫亦多。农人养猫，为的是灭鼠护粮。所以，黄猫也罢，黑猫也罢，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就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起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了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上世纪80年代初，薄一波曾问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协兴乡牌坊村，直到1920年前往法国留学，他在四川生活了16年，语言风格深受四川方言的影响。邓小平的语言艺术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简练、幽默、平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著名的“猫论”就是一次集中体现。
简练，是邓小平语言的突出特点。晚年时，孩子们曾经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他的回答是两个字：“吃苦。”谈起他和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历史，他的评价也是两个字：“合格。”
邓小平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幽默。邓小平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历经磨难，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乐观主义者”。他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乐观主义使邓小平养成了幽默的性格和语言风格。
1957年1月12日，清华园里，万余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等待着邓小平来作报告。邓小平用缓慢而清晰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报告：“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加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邓小平这番诙谐幽默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提出开启社会变革的理论，其中许多都出自民间俗语，语言平实却充满睿智，因为它们源于人民和实践，深刻反映了人民的切实需求。除了开头提到的“猫论”，我们熟知的还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等。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