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清劲的黄庭坚：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四）

黄庭坚像

《藏镪帖》北宋黄庭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雪寒帖》北宋黄庭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庭坚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于是向过去、向辉煌的汉唐索取希望，希求那来自古老年代的人格正气，能够给自己带来勇气，去面对这惨淡的人生。

　　黄庭坚在《砥柱铭》跋语中写下：
　　魏公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我但见其妩媚者也。
　　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吏干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洁，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亦不以骄慢以诳于下愚。可告以郑公之事业者也。或者谓：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对魏征仰慕的“爱君之仁”“责难之义”，他充满倾慕；对于杨明叔“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不以骄慢以诳于下愚”，他心有安慰。他对杨明叔说，也是对自己说：置身于荒谬的现实，“与魑魅为邻”，一个心有良知的底层官员所能拿出的对策，就是“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杨明叔是四川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与苏东坡同乡，他的父亲是苏东坡的好友，所以，黄庭坚在黔州遇见杨明叔，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黄庭坚写给杨明叔的信札二通，即《致明叔少府同年尺牍》，分别是《雪寒帖》《藏镪帖》。这些信札写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左右。杨明叔就是那一年抵达黔州，担任少府监，并与黄庭坚相识。
　　《与明叔少府书十七》大概亦写于此时。在这封信札中，黄庭坚写道：
　　待罪穷壑，与魑魅为邻，平生学问，亦以老病昏塞，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直一谈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赐书，存问勤恳。且承安贫乐义，不溷乡党，卖屋以为道涂之资，载书以为到官之业，想见风采，定慰人心。国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无闻，使得终寿，日月馀几，得好学之士相从，尚或有所发明。望风钦叹，无以为喻，谨奉状，道愿见之意。心之精微，非笔墨所及，伏惟照察……
　　笔者特别喜欢这段文字。在这封信里，黄庭坚道出了自己“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的窘境，几乎一无所有的他，在俗人眼中是何等的可悲、可笑。即便如此，还是有像杨明叔这样的人，赐书慰问他，向他表达敬意。在这样的人世间，还有君子在。有君子在，人们对世界就不至于绝望。
　　黄庭坚三十五世孙黄君先生说：“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罕见，具有强烈自我超越意识的人。”通过黄庭坚与杨明叔的交往可以判断，黄庭坚写下《砥柱铭》的时间，是黄庭坚到达黔州以后，因为只有到黔州，黄庭坚才认识杨明叔，才能在《砥柱铭》跋语中写下“吾友杨明叔”之语。据黄君先生推测，《砥柱铭》极有可能是黄庭坚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三月离开黔州时写给杨明叔作临别纪念的。那一年，黄庭坚已五十四岁，正是他书法艺术的自我超越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傅申先生的话说，这卷《砥柱铭》“是黄庭坚书风转换期的真迹”。那时的他，不再模仿苏东坡，而是追求风格上的自立。他的大字行楷书，正是在黔州时期走向成熟。

　　黔州之于黄庭坚，正如滁州之于欧阳修，黄州之于苏东坡。他的书法，开枝散叶，犹如南方的植物，在阳光雨露滋润下舒展枝蔓，锋芒毕露。黄君先生称他晚年书风“境界超迈，雄视千古，尤其草书和大行楷书，其艺术水准远在东坡之上”，“《砥柱铭》是这一时期内第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大作品，弥足珍贵，毋庸置疑”。
　　宋哲宗绍圣五年、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三年的贬谪流放时光，迁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安置。他像黄州的苏东坡一样开荒种地，动手葺屋。他给自己建起的栖身之所，取名“死灰庵”“槁木寮”，表明自己已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他心里惦念的，唯有在海南岛上栉风沐雨的老师苏东坡。据学者杨庆存介绍，这一年，岁在重九，黄庭坚在戎州与诸人游无等院，突然看到了苏东坡的题字，心里顿时像被人狠狠砸了一拳，担心、思念、不平、愤懑等各种情绪袭上心头，交织、搅拌、涌动，让他心神不宁，“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五月，宋哲宗驾崩，他十九岁的弟弟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又吃香了，远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咸鱼翻身，被召还京，一度有了入相的可能。黄庭坚被起复为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后改奉议郎。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七月里，黄庭坚的朋友、河南永安县令张浩带上苏东坡《寒食帖》墨稿抵达眉州青神县，在那里见到了黄庭坚。黄庭坚一见《寒食帖》，恍若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师苏东坡，立刻泪如雨下，这就是所谓的“见字如面”吧。他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挥笔写下了一段题跋：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这段《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卷跋》，后来被装裱在《寒食帖》卷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原帖并称“双璧”。写跋时，黄庭坚在苏东坡生命的出发地——四川眉州，苏东坡则身在北部湾边上的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廉州镇）。一年后，苏东坡在北归途中病死于常州，再也不可能看见黄庭坚的跋文。
　　宋徽宗即位只七个月，向太后就去世了。宋徽宗亲政，起用了“新党”，“旧党”又落，朝廷形势再度翻转，只不过此时朝中已无王安石，“新党”的主角，换成了蔡京。蔡京决定痛打落水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掀起了对“元祐党人”的打击浪潮。黄庭坚又遭贬谪，被发往更遥远的宜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在那里“极目送归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苏东坡、黄庭坚为代表的“蜀党”又被打倒了，有宋一代的“道学型”士大夫基本上全军覆没，未来的官场，留给了蔡京、秦桧、韩侂胄、贾似道（讽刺的是，《砥柱铭》在南宋成了贾似道的藏品，是贾似道收藏的“黄庭坚双璧”之一）。北宋后期直至整个南宋，陷入了奸臣当道的历史怪圈，“君臣共治天下”的美好设计再一次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昏君与佞臣的共舞，宋朝政治终于从宽容走向了专制。
　　其实笔者一直是非常喜欢《水浒传》的。在笔者看来，《水浒传》是一部被低估的书，因为它不是一部打打杀杀的书，而是一部描述徽宗一朝政治现实最深刻、最透彻的著作。它固然是一部造反之书，但从反向上看，也是一部官场之书，它从草莽的视角写官场，好汉替天行道，是因为天下无道。像宋江、鲁智深、林冲，都处在宋代权力金字塔的底层，是不起眼的小吏。
　　宋江是押司，鲁智深是提辖，林冲虽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实只是一个军事教练，并没有军事指挥权，说白了就是一个“屌丝”，所以像高衙内这样的高干子弟看不起他，不仅侵占他的老婆，而且要陷害他。但林冲绝无造反之心，豹子头林冲，那时还没吃熊心豹子胆，即使他知道自己误入白虎堂，受了不白之冤，被发配草料场，依然梦想着能好好改造自己，有朝一日能重返社会，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直到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听见门外陆虞候和富安、差拨的谈话，知道高太尉、高衙内原来是要自己的命，才提枪戳死三人，雪夜上梁山。但凡林冲有一条活路，他都能忍。像林冲这样能忍的人都造反了，可见当时的官场政治黑暗到了什么地步。《水浒传》是一部黑暗之书，表面上写造反，实际上写官场，写被各级官员所笼罩的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写无处伸张的正义。《水浒传》里那个大雪封门、无路可走的宋朝，如今业已成为无数影视剧的追捧对象。
　　假若真有一台时光机，宋朝会成为许多“历史粉”投奔的目的地，这与宋朝士人的地位（所谓“君臣共治天下”）、宋代文化的非凡品质有关，宋徽宗也摆脱了《水浒传》里的形象，在艺术史里实现了“华丽转身”。但笔者还是希望大家别忘了《水浒传》，这样才不会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才能构建一个更加立体的宋代形象。
　　1127年，徽钦二宗被金人俘虏，连推带搡，押往北国。
　　瑟瑟寒风中，他们仰望苍天，不知是否懂得了“上天难欺”的深意。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黄庭坚在宜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年。九月里，酷热的宜州突然来了一场小雨。那一天，黄庭坚喝了点酒，坐在胡床上，微醺中，把两脚伸出栏杆，以接受从天而降的清凉，而后，安详地辞世。
　　2010年，黄庭坚逝世九百多年后，他的《砥柱铭》以将近4.4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拍卖成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最贵艺术品”之一。
　　不过，这些都与黄庭坚没有关系了。暑热中的一点儿微雨，是世界留给黄庭坚的最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