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浚西湖建“苏堤”成就传世西湖画卷

西湖旁的苏东坡像。

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

　　作为苏东坡仕途中唯一一个曾两次到任的城市，杭州与苏东坡成就了彼此。“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杭州给予苏东坡精神的浸润和慰藉，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而苏东坡的政绩也在杭州达到了最高点，他将工程治理与景观美学结合，为后世的水利治理树立了一个标杆。
　　曾经的杭州百姓对于苏东坡，是“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如今，杭州百姓每每提到苏东坡都会说，若没有东坡，也就没有今日的西湖和杭州。

　　2月的杭州西湖，春寒料峭，烟雨空蒙。站在波光浩渺的湖边，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纵然前人对西湖也有过治理，但西湖景观美学的创造，从苏轼这里才正式开始。”
　　元祐四年（1089年），因卷入朝廷党派纷争，苏轼被派到杭州担任知州，这是他二度到任杭州。熙宁四年（1071年），在首次出任杭州通判时，苏东坡曾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佳句。但此时的西湖已然失去了这些颜色。
　　长期的疏于治理，导致西湖湖底水草茂密，加上百姓在湖中种植葑草（即现在所说的茭白），草根与淤泥“堙塞其半”，占满了西湖的湖面。苏东坡痛心疾首道：“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苏东坡立即上书朝廷，从饮用、灌溉、运输、水患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疏浚西湖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苏东坡当时的心情非常急迫，他甚至来不及等到朝廷批复“专项资金”便开始动工。疏浚从四月开始，九月完工，保证了西湖之后近百年的生态环境与杭州城内百姓的水源。”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说。
　　“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苏东坡留住了杭州的眉目。
　　如若只是疏浚，苏东坡对杭州的影响尚不能达到如今的高度，也不足以成为治理水利的标杆。更重要的是，他在疏浚西湖的同时，开创了人工治理与景观营造完美结合的先河，直接促成了“西湖十景”之中“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的形成，最终形成了西湖“两堤三岛”的格局。
　　疏浚西湖最难之处在于，清理出来的淤泥该如何处理。堆放得远了，不仅浪费劳动力，还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苏东坡想出一个妙计，他取用杭州赤山含铁量高的土，拌上切碎的葑泥，横跨西湖南北两岸，建起了长堤。这就是现在的“苏堤”。
　　而后，为了避免西湖再度淤塞，苏东坡又在西湖最深处置了三塔为界。三塔之内，不得再种植葑草与莲藕。这三塔便演变成为南宋“西湖十景”中的“三潭印月”，留存至今。

　　“说到疏浚西湖，修建苏堤这一点是最突出的。”陈文锦说，“这是化废为宝的方法，一方面为葑草找到了出路，一方面又解决了西湖南北交通的问题，还提供了一条在湖中央赏景的途径。这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
　　“到宋代的时候，西湖的形象已经定格了。‘三面云山一面城’、雷峰塔都已经有了。如果没有这条长堤，水面看起来就没有层次感，无法与其他浩渺的湖泊区别开来。建了长堤以后，就有了一条很好的分界线，与孤山、西泠桥等景观形成了‘重湖叠巘’的审美概念。”潘沧桑这样解读苏堤之于西湖的重要性，“人人都说西湖美，却难以描摹，可苏轼在千年前就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了西湖美的规律。”
　　陈文锦和潘沧桑两位学者，都着重强调了苏东坡修建苏堤的创新性和重要性。陈文锦认为，苏东坡将“市政工程”与景观建设结合，具有突破性的首创。潘沧桑则认为，苏东坡在保持西湖原样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还融入审美和哲学的思想，“给后世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
　　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正是得益于这种“人与自然的结合”。“西湖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里，专门讲到了景观格局这一部分，苏轼有非常大的贡献，他对杭州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潘沧桑说。

　　第一次来杭时，苏东坡监管疏浚西湖六井，解决了城中百姓吃水、用水的问题。第二次来杭时，除了疏浚西湖，苏东坡还考察了吴中水利情况，修浚运河，赈灾救民，抗击瘟疫、设立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1091年，苏东坡又提出了治理钱塘江水患的构想，可惜还未实现，他就奉诏赴京，离开了杭州。
　　“他在水利上非常有建树。除了他本人在徐州抗洪的经验外，他的行政能力很强、办事细致、会用人，也是原因之一。”陈文锦介绍，在苏东坡交往的友人中，有不少人精通水利之道，“他善于调配，人家也听他的话。”
　　实际上，苏东坡的这种施政智慧同样体现在西湖疏浚的工作上。西湖的疏浚需要退田还湖，这不免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史料没有记载苏东坡因为疏浚被弹劾或者被打压，这跟他施政的智慧是有关联的。”潘沧桑介绍，这样的结果一是跟苏东坡作为文坛的领袖有关，二是因为他“为民”的出发点。
　　“比如画扇断案，苏东坡也不是分个对错就完了，他把案子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这是很亲民的方式。”陈文锦说，“如果说司马光是专家型人才，那么苏轼就是行政型人才。”

　　“杭州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一个精神的归宿，他在很多诗文中表达了这种想法。”潘沧桑说，离开杭州后的1093年，苏东坡在《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中写道：“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在杭州仅仅居住了五年不到的时间，苏东坡已经认为自己是杭州人。而此时他的父亲、母亲和爱妻已经去世，即便归乡，也找不到家的所在。“归从三人游，便足了此身”一句，表达了苏东坡希望在西湖边了却余生的想法。潘沧桑认为，这是苏东坡在主观上认为西湖是他的心灵归宿的表现。
　　苏东坡两次来杭州，都是在仕途遇到挫折之后。“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第一次来杭，苏东坡立刻感受到了自己与杭州相合的气场。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人生最闲适得意的生活了。他常与友人结伴出行，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共饮佳酿。因此，苏东坡第一次到杭时，留下了不少诗篇。“有些人说苏东坡是被贬，其实是不对的。他是自请外放，可能朝廷也确实惜才，才让他到了经济发达的杭州。”潘沧桑说，“况且苏东坡可考的第一首词，就是在杭州创作的。当时，词并不是主流的文学类别，而是一种休闲状态的创作。所以，他的状态应该是比较放松的。”
　　第二次来杭时，即便已经经历了“乌台诗案”，苏东坡也没有放弃为父母官的责任。他居住在当时的州治所在地凤凰山，工作在西湖湖畔，每日都不得闲，甚至没有太多的时间写诗写词。他为官亲和，凡事为民，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为杭州百姓做了太多实事。他在此地实现了他为官的抱负，这是杭州的幸运。
　　“他的外表是文人化，诗、酒、花、茶都玩得很溜，但是他的内心有刚毅的东西在。”潘沧桑认为，这与西湖的特质是相同的。“你看西湖表面是江南水乡、烟雨蒙蒙，可能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湖泊。但它内在的核心并不在此。西湖是人类对于环境不断追求的结果，是人在主观上不断努力的成果。西湖与苏东坡的气质是相通的。”
　　1091年，苏东坡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钱塘构想，便应召回京。之后，他过着更加漂泊的生活。但苏东坡并非等闲之辈，即便他被贬惠州、放逐儋州，那又如何？他依旧喝他的酒，写他的诗，做他的事，因为他是苏东坡。
　　（感谢杭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