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重器秦公钟：春秋时期早期秦文化的见证者
秦公镈
秦公钟
正在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上展出的秦公钟，是1949年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文物纹饰优美、制作精良，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那么，秦公钟的铭文记述了怎样的故事，又有哪些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日前，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王竑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讲述了这件文物的重要意义。
秦公钟的铭文有135字，与秦公镈上的铭文相同，记载了秦人的开国史，包括先祖襄公“赏宅受国”和文公、静公、宪公治国安邦的业绩。王竑介绍，“秦人立国是从西周灭亡开始的。我们能够从铭文中知道秦公钟的主人是秦武公，这组编钟是秦武公为了祭祀先祖而作，他将自己对祖先说的话记在了钟身上。同时，我们还能从铭文信息中得知，秦武公的夫人是姬姓贵族，由此推断出秦人和姬姓周人以婚姻形成政治联盟。相比于其他六国，秦国起步较晚，秦人在西周灭亡时才成为诸侯，为了增强实力，与中原诸国抗衡，秦武公选择了与周人联姻。”
秦公钟铸于秦武公初年，距今已2700余年。铭文中的时任秦公是精明能干的国君，他广聚人才，征服周围的部族方国，与文献中记载的秦武公事迹吻合。“秦武公在历史上是非常有作为的人，其能力不亚于秦始皇。西周时期，国家的管理采用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下的分封制，秦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体制，对地方采用设县由中央直接管理的模式，是当时普遍推行郡县制的具体体现。秦国的郡县制是从秦武公开始的，他将新开拓的疆域划分为县，县令直接由秦王任命，从而强化了国家的实力。”王竑认为，考古发现对历史记载起到验证作用，同时也能够证明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王竑说，“在秦人发展的历史中，秦公钟上的文字属于早期文字，比石鼓文成熟了许多。从字体上来讲，秦公钟的铭文书法介于石鼓文和大篆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钟和镈上的铭文字体隽永灵秀，起笔重落笔轻，落笔处纤细而尖锐。这种铭文字体处于大篆向小篆过渡的阶段，是春秋初期秦篆的典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5件秦公钟为一组编钟，形制、纹饰沿袭了西周后期的编钟风格，最大的通高48厘米，重24公斤，最小的通高27.6厘米，重6公斤。秦公钟鼓部饰有对称的两个顾首龙纹，鼓中部饰有相对的凤鸟纹，那么这些纹饰有何特殊含义？王竑告诉记者：“钟是中华民族古代特有的打击乐器，而合瓦形的钟为‘双击频’乐器，秦公钟鼓部和侧面的纹饰实际上是标音符号。敲击钟的正鼓和侧鼓会产生不同乐音，实现了‘一钟双音’，这是古代中国在音乐科技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它大大节约了制作成本，利用最少的乐器数量，完成复杂的音乐演奏。”
编钟在祭祀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秦公钟作为春秋秦国的青铜乐器，主要用于祭祀祖先的场合。王竑认为，在中国礼乐文明中，“礼”和“乐”是不能分割的，“‘礼’象征的是规矩，这些规矩森严肃穆，规定了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而‘乐’起到了调和作用。在青铜编钟的铭文中，我们经常能发现‘和’字，实际上古人用音乐来协调不和谐的地方，因此秦公钟在礼乐文明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王竑还提到，秦人通过祭祀寻求中原文化的认同，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学习了周人的礼乐文明，秦人的语言、文字、乐器等方面都体现了礼乐文明的特点。
秦公钟出土于陕西宝鸡陈仓区太公庙，处在宝鸡、眉县和岐山相邻处，根据文献记载，这里是春秋早期秦都平阳。秦公钟的出土为考察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是已经发现的春秋秦国文物中最重要的一批，现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