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鸿”遨游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7月26日，朱刚教授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东坡书院演讲中。雷远东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纵观苏轼的一生，很像是一只飞鸿，在自然江湖与朝廷庙堂之间来回往复。而在江湖的深处，苏轼有一个承接陶渊明的“桃源梦”。
7月26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朱刚教授，作为“东坡大家讲”最新一期主讲嘉宾入川，来到眉山三苏祠开讲。朱教授以“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为主题，全面、深刻、详细分享了苏轼以及弟弟苏辙诗作里的“江湖”概念演变、丰富内涵以及这个词语与他们人生轨迹、精神信仰、命运版图之间的内在联系。
朱刚教授最后强调，拥有“江湖-桃源”诗意空间意识，对中国文化史非常重要，“这是帮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长久的历史时期保持诗意和韧性的重大因素。”
经历了语义色彩演变
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庄子》里面有“江湖”，陶渊明笔下有“江湖”，乃至杜甫的笔下，也有“江湖”。但“江湖”的总体色彩是负面的，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
到了北宋，如果我们专看二苏上呈给朝廷的章表，其中的“江湖”一词，仍是与“朝廷”相对的世界，而且也几乎就是放逐罪人的场所。尤其是贬居黄州以后的苏轼，似乎习惯以寄身“江湖”来表述这段经历。首先，黄州谪居生涯，被苏轼称为“五年江湖”。被他连累的苏辙，在贬居筠州时期也有“远谪江湖舳尾衔，到来辛苦向谁谈”“门前溪水似渔家，流浪江湖归未涯”等诗句，将贬地称为“江湖”。
朱教授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外。因为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才能实现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但“江湖”到了苏轼、苏辙手里，还是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生阅历、思考角度的变化，二苏开始欣赏“江湖”之美——在这个空间里，以隐逸文化为底色。虽然不能拒绝政治权力的延伸，但可以遇见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民情风俗，行旅酒食，无不催发诗兴。对于诗人来说，“江湖”已经不缺乏什么。比起京都，“江湖”甚至更多人间烟火，更适合作为归宿之地。于是，他们笔下的“江湖”，开始具备更丰富、复杂的含义——一方面，“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充满诗意。江湖让文人保持对远方的向往，收获富有诗意的人生。当然，这个空间不能只是一片荒原野水，其中必须有适合诗人生存的条件。漫长的中国史把众多的历史遗迹散布在“江湖”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实际上也到处含蕴着深邃的历史感，这是吸引苏轼以及他的同类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绝对安全的避世之处。
朱教授还注意到，虽然二苏在呈给朝廷的表章中，对“江湖”的表述是负面的，但是在其私人作品，比如诗作中，“江湖”这个词是褒义的，其中不乏对江湖充满思想和向往。
远远超越前人
苏轼之所以对“江湖”有这样的变革性认识，与其所处的北宋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信、商品经济等领域发展状况是相互呼应的。朱教授分析说，北宋以前，朝廷之外的某些地方也可以是江湖。但是这些地方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江湖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江湖。北宋的交通比起唐代，有了巨大的进步，水运尤其是大运河让中国的几大水域交织成一张交通网，比如东西向贯穿北宋京城的汴河，与淮河相通，淮河又跟黄河、长江连接起来，然后又间接接到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等。除了地理交通网络的建立，北宋官邮系统的发达、从抄写时代转向印刷时代的到来，让士大夫之间交流通畅，也是助推“江湖”概念演变的另外一个有利因素。“江湖”逐渐连成一个整体，逐渐演变成了与“朝廷”并立，甚至比朝廷更大更宽广的空间。这是划时代的变化。以前的诗人，相聚交流大抵只在京师，分赴“江湖”后便多孤处寂寞之叹，但对于北宋诗人苏轼来说，他的“江湖”既可以是朋友相见之地，也不难收到朋友的书信。客观上，交通、通信以及商品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使“江湖”的宜居程度不断提高。
既然“江湖”是一个“朝廷”之外的空间，而“朝廷”才是儒家政治理想、人生价值的实现地，那么“归”去“江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政争、休歇身心，则归隐“山林”更符合诗歌的表现传统。逃避的空间，只需要一丘一壑，用不着“江湖”那么辽阔。但苏轼向往的，确是辽阔的江湖。
这是为什么？朱教授说，这是因为一种风雅的生活充盈在“江湖”，一缕亘古的诗意延绵在“江湖”，一个伟大的文明崛起在这个辽阔的空间。苏诗对“江湖”的书写，至少在建构其人文景观的方面，是远远超越前人的。“江湖”的意义不再是负面的，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是文化人真正的归宿。“苏轼通过自己的水运交通经验，达成了对‘江湖’流动空间的宏观把握，而文人风雅生活，就在此空间中传递。”此外，与固定在一地的都城不同，“江湖”是个流动的空间，苏辙写的“通宵行”“东南征”富有动感，一地，在流动空间中的连续行动，显然更符合人生是一个旅程的真谛。
古代文人热衷于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一个具体的存在意象上，并且用进自己的文学世界里给予表达。比如梅花、鹤、莲等。比如苏轼的弟子黄庭坚把自己比喻成白鸥，秦观自比为燕。苏轼本人的确特别喜欢“飞鸿”这个意象。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次韵法芝举旧诗》中写道“春来何处不归鸿”。年年岁岁，往返飞翔，流落四处。这或许是一生漂泊无定的苏轼对生命体悟的一个投射。但鸿还有一个特质是：在某一处雪地或沙洲，都不过是短暂驻留，它更多的姿势是飞在空中，甚至飞去望不见的天际。它拥有天空。而飞鸿活动的空间，正好是连成一片的广阔自由的“江湖”。
朱教授在此提到，当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对“江湖”的书写足够成熟，塑造了一个诗意空间。这个诗意空间反过来也帮助诗人们进行理想的自我体认。“像苏东坡的鸿、黄庭坚的鸥、秦观的燕，都是‘江湖’空间中诗人们相互了解、交流互动的方式。”
流出了苏轼的“江湖”
东坡不光书写“江湖”、渴慕江湖，还为他的“江湖”找到了一个源头——桃源。在此，朱教授认为，这是苏诗“江湖”书写的又一点睛之笔。
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标志。在诗歌批评史上，苏轼把陶渊明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和陶诗”享有盛名。苏轼对“桃源”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在其《和陶桃花源》诗的引言部分，苏轼阐述了他对“桃源”的认识。他首先否定了“桃源”为神仙世界的说法，然后举出南阳菊水、蜀地青城山老人村两个例子，认为这样保持自然生态与淳朴民俗的偏远区域，不与外界相通，就是现实中的“桃源”了。天下之大，类似的地方应该不少，陶渊明只是偶然到访了一处而已。北宋普遍认为，桃源是虚构的仙境。苏轼却认为，桃源不是虚构的仙境，而是世上淳朴的自然村，只因与外界交流少，深受大自然滋养。
苏轼认为，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朱教授说，妙处在于，既然拥有水源，便可与“江湖”相通。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诗歌史上颇具象征性的一幕：从陶渊明的“桃源”，流出了苏轼的“江湖”，东坡“和陶诗”就是“江湖”向其源头“桃源”致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 袁子毫 实习生 袁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