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锦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

　　

□峻冰

　　《走马锦城西——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以下简称《走马锦城西》）是黄勇的新著。作为作家，他曾以四川地方武术门派盘破门为叙事重心的长篇小说《盘破门》（四川文艺出版社）给人留下较深印象。颇有意味的是，他显然不只是会写虚构作品，非虚构同样擅长，《走马锦城西》即是明证。
　　《走马锦城西》以明代第七任蜀王朱申凿《锦城十景》与第九任蜀王朱让栩《成都十景》两诗为依循文本，以史学材料及实地考察为领悟想象之翼，轻轻翻开厚厚的成都历史，小心拂去其上久积的尘埃，用散文笔法穿凿史学典章，品诗词韵味附丽旧时美景，让500年前的蓉城十景，于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渐在今人面前清晰了起来。
　　从流失日本的《蜀王文集》里探源，《走马锦城西》既有旧时成都十大美景的诗意抒写，蜀王诗词及杜甫、纪晓岚等人诗文的品读览阅，亦有题涉物质现实的与明代政治、军事、经济、旅游、宗教、民俗等诸方面关联紧密的铺叙直陈。在某种意义上，该书既是文学的、诗学的，也是史学的、考古学的。或者说，它具有明显的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除一至十章所述成都十景的生动明丽、诗意盎然外，还有其序章顺时记述的明代蜀王的道德文化建构，尤其是首任蜀王朱椿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明善之举。
　　作为闻名朝野的“蜀秀才”，朱椿“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就藩成都后，以中原汉学教化蜀人，且遵佛道向善，轻徭薄赋，使人知礼安业，遂致蜀中大治。实际上，由他开始的蜀地兴盛局面及诗书礼乐传统，深深影响了成都的本土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都十景之所以能成为成都十景且广为赞誉的深因了。
　　礼乐制可上溯周代，作为文化制度，其与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并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朝野讲究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发端于此，世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至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孔子研习“六艺”，尤传“礼、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即是说，国家、民族要和谐稳定，必合乎礼，正乎乐。正因“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恭而无礼则劳；身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孟之说，强调行礼乐，施仁政；倡入世进取，礼乐化民，中庸节制之“有”。老庄之说，虽言出世，讲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倡行天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究其根本，应该还是“有”，也即自然之有。在此意义上，儒、道共通，“有”“无”皆有。
　　公元前后传入中土的佛理，至唐宋大一统繁盛之世，也化于诗词礼乐中。儒、释、道的精髓，深度融进芸芸众生的人文精神，积淀为较稳定的集体无意识，并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礼俗传统。俗言中国乃东方礼仪之邦，此之谓也。
　　礼乐文化的肌理，主张人要有审美的眼睛，唯此，才能发现美：而美景、美境与观察者和悦的心情、心境有机融合，主客观同理相应，美的对象便不仅仅是被发现的，还是由衷的——不同文化层次、理性认知的人，对同一对象显然有着不一样的审美判断。
　　《礼记·乐记》言：“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称文，谓之音。”黑格尔也说：“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遵礼而好乐；音乐作为美的物事，托物寄情，使人和悦、向善，尚“君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多了，一个社会就更为和谐了。
　　具言之，拥有理想文化高度的人多了，对同一审视对象（物象、景物）便易形成共识，达至共同审美，而言传身教，推介开来。欣赏的人多了，久之，对某种具有一致性审美品质，为某种意境、氛围所萦绕的景观便能达成相同或相似认知；美的心灵与能引起美的情感的景观的高度契合，一如成都十景之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族群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毋庸置疑，礼乐文化是需要传承的，传承则离不开良好的教育机制。可以说，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方能促成一个社会良好教育机制的达成。其中，家教实为根本、基础。有了好的家教，学校才可以进行良好的继续教育；进入社会的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后有了文化的人多了，俗世便更尚礼乐传统，更求垂范价值。
　　久而久之，优良文化的传承自成现实主潮，世俗文化也才能正向兴盛，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方能兴盛发达、长治久安。小处言之，更多有文化的人文明了，才有更多发现美的眼睛，而物象美景便会固置而被长久记忆并被广为传播。
　　而这，也许是《走马锦城西》一书给现代成都及成都之外的人提供的另一种并非不重要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