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向沁源县捐赠的《赵城金藏》复制件。

　　王箭在沁源县水峪村西水峪沟内考察藏经窑洞。

　　800多年前，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复刻本《赵城金藏》完工，如今已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1933年，《赵城金藏》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意外被发现，轰动一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如此稀世国宝引起侵华日军觊觎，一出“《赵城金藏》逃难记”被迫上演。

矢志刻经

　　金代，山西潞州（长治）民女崔法珍发下宏愿，要造刻大藏经。
　　为刻经，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感动了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资襄助。
　　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前后，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组成了“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终于完工，历时约30年。
　　《赵城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法珍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因而被赐紫衣，并受封为“宏教大师”。后为赵城县广胜寺所请，刷印一部藏经，运回山西。
　　历时约30年刻成的《赵城金藏》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北宋开宝年间（968年-976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共480帙、5048卷。
　　这部佛教大藏经，是一部庞大的丛书，宋、辽、金、元、明、清等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
　　截至目前，各版大藏经中，留存的孤本已然不多了。《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
　　《赵城金藏》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国宝逃难

　　《赵城金藏》入藏广胜寺700余年间，明代曾有修补，后不为人知。
　　1931年，世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被发现，随后它被运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组织发起了“影印碛砂藏委员会”。该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古经。
　　1933年春，范成在西安见一老僧从山西五台山朝拜而来，老僧告知：“晋省赵城县（今为洪洞县赵城镇）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范成听后立刻动身前往山西。当他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看到古版藏经时，惊喜万分。
　　范成亲自整理该经后，与广胜寺相商，借了部分经卷到北平展览。后由三时学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图书馆联合出版了《宋藏遗珍》46种249卷。但当时范成并不知道该经的确切名称。
　　1934年10月，近代著名佛教居士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至此，这部尘封几百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蒋唯心的发现，举国震动，他也是首次提出这套古藏经应定名《赵城金藏》的人。
　　《赵城金藏》的发现轰动了学术界，日本宗教界称《赵城金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发现。
　　日本的学术界开始打主意，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经派人到赵城考察，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拒绝。
　　1937年9月，雁北沦陷后，国民党第14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在赵城约见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提出部队撤退时要带走此藏经。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之力争，李默庵未能运经。力空回寺后马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封存。
　　1938年农历正月初八，阎锡山特使也来索要藏经。力空借口“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即不容易，更难保险安全”，回绝了对方。
　　1942年初春，侵掠晋南的日军企图劫走这部藏经。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请示上级后，派人夜入敌包围的广胜寺虎口夺经，将近5000卷经卷运抵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历经跌宕起伏生死辗转，经卷最终运抵沁源移交太岳行署保管。

修复瑰宝

　　面对日军的骚扰，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与刘济荪又安排将经卷藏在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达4年之久。
　　就在《赵城金藏》运抵沁源的下半年，“沁源围困战”爆发了。
　　1942年10月，日军第二次侵占沁源，沁源抗日军民针锋相对，对日军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斗争。
　　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日本投降后，《赵城金藏》于1946年被运到河北涉县转交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张文教具体保管。
　　1949年4月底，分装42箱的经卷运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保存，《赵城金藏》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
　　辗转运到北平图书馆的经卷，由于长期存放在潮湿环境中，破损霉变非常严重，纸张粘连板结在一起，十之六七无法打开，急需揭裱修补。为修复这批文化瑰宝，自1950年起，中央政府特地拨出修复款项。
　　1960年，山西省博物馆也将该馆原藏152卷《赵城金藏》转让北京图书馆。1982年，山西省新华书店冯玉玺先生又捐赠了两卷《赵城金藏》。加之历年收藏的零种，至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藏经总数达到了4813卷。

藏匿谜解

　　抗战期间，《赵城金藏》在太岳根据地核心区域沁源县安全保存长达4年之久，然而具体的藏经位置一直成谜。
　　原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原名李维略）之子李万里30多年间一直在考证《赵城金藏》的历史。学者王箭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多方考究。
　　2017年7月，国家图书馆组织的“《赵城金藏》寻根之旅”田野考察活动结束后，李万里、王箭和太岳根据地史研究学者李国庆等学者和当地政府，开始了对藏匿《赵城金藏》窑口的艰难查找和论证。
　　“李万里对《赵城金藏》历史熟悉，李国庆对太岳根据地历史的了解，加上我对沁源抗战史的研究，是我们得以确认经卷藏匿地的基础。”王箭说。
　　1984年前后，当时在沁源县史志办任职的李国庆，曾为太岳区抗战史之事到武汉专访过当年藏经的当事人之一刘济荪。刘济荪说了一些细节：藏经煤窑在靠近绵上一带，离道路不远，窑口大，能步行进入。李国庆后来在沁源黄土坡、才子坪、聪子峪一带寻访，因缺乏其他佐证材料最终放弃。但这一点描述却为后来的寻找研究划定了地理范围。
　　2006年，李万里曾专程到湖北武汉市刘济荪家中了解此事。刘济荪此时已去世多年。
　　王箭说，老煤窑能步行进入，符合沁源县郭道镇以北煤层较厚的特征。即使这样，绵上村以北到黄土坡以南仍然是老窑众多的地区，而且在打击私挖滥采后小煤窑口大多被炸塌封口。条件如此，寻找的难度可想而知。
　　转机来自偶然。2019年6月15日山西电视台《赵城金藏》纪录片剧组进入沁源拍摄，王箭、李万里等人试图为剧组找出一处相似的地方。他们来到了符合想象中秘密藏经环境的聪子峪乡水峪沟村。
　　村支书雷达的父亲雷国亮老人，将众人领到了村西三里许的一道东西裂出、南北向的小山沟，沟西侧次第排列着三孔煤窑口。一孔是已经垮塌了的石砌斜井，一孔是被掩埋得只剩下深一米五、直径两米余的直井坑，一孔明显是后来又开挖过的斜井。
　　村里老人雷怀珠的讲述让王箭头皮一炸，“水峪村的老窑在抗战时藏过县里的文件。”雷怀珠说。
　　苦苦探寻多年的专家组，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对了研究方向。经反复考证，最终在2019年7月中旬确定了《赵城金藏》抗战时期秘密藏经地，即沁源县聪子峪乡水峪村西水峪沟内的一处废弃煤窑内。
　　“虽不能就此排除其他煤窑藏匿《赵城金藏》之可能，但这一处煤窑，符合现在我们已掌握资料中的所有必备条件，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将更为确认。”王箭说。
　　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的《赵城金藏》，终于找回了这段丢失的“逃难史”。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