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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慎怡堂:自贡盐业四大家之一

胡元海塑像。(资料图片)

  清朝时的四川,大大小小的胡姓望族不少,最有名的是自贡以胡元海为代表人物的盐业世家胡氏家族。在科举史上,清朝的四川胡姓人仍处于科考的较低水平。整个清朝,全国胡姓文进士有362人,四川(含今重庆市)只有9个胡姓进士。在地域分布上也较为零散,宜宾、南充、新津、成都、广安等地都有,为官都不大,但大多进了翰林院。


胡元海成自贡贡井地区巨富

  自贡以盐都著称,在清朝中晚期,出现了一批拥有井、笕、灶、号,集盐业产、运、销于一身的盐业家族财团。其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被称作自贡盐业老“四大家族”。
  嘉庆年间,家住吉安府庐陵县永高坪的农村大户破落子弟胡礼纬,因为家里太穷,无奈之下跟随族人胡仕云到四川自贡自流井的盐场里打工,给人当伙房工。
  打工数年,胡礼纬有了一点积蓄,娶了一个吴姓女子为妻,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叫胡元海。不久,胡礼纬病逝,吴氏无力抚养子女,改嫁他人。
  看到胡元海年幼孤苦无依,胡仕云把他带回江西老家,看亲族中有无人抱养。结果,族人中没人愿意抱养胡元海,胡仕云只得自己把胡元海抚养成人。
  胡元海自小生活在贫困中,知道人生艰难。道光初期,在亲友的资助下,胡元海买了一些棉布,长途跋涉入川到自贡自流井出售。赚到一些钱财后,胡元海购置店房,开设元和布店,扩大布业经营。胡元海娶妻王氏,夫妻勤俭节约,同心合力,苦心经营,钱越赚越多。
  胡元海看到盐业利润惊人,就从布业中分出一部分资金,与人合伙经营盐业,果然大获其利。道光三十年(1850年),胡元海买下贡井大元山寨子岭水田坡地,开凿水火盐井,结果获利丰盛,并把家从自流井迁到贡井。从此,胡氏家族在此繁衍,成为望族。
  胡元海先后凿成见龙井、元龙井、临江井、双龙井、知坛井等盐井,流动资金白银数万两,一跃成为贡井地区的三大巨富之一。
  “薄己厚人,勤俭持家,不贪为宝。”这是胡元海留给子孙的家训,而胡元海夫妇以身作则,给后人树立了好榜样。
  胡元海有胡承均、胡承梁、胡承性(早夭)、胡承襄4个儿子和3个女儿,3个女婿都很有才干,对他极其忠诚,有“胡元海窝子班”之称。
  胡承均,字勉斋,自幼勤奋好学,曾经参加童子试未中。他13岁起就跟随父亲学习经商,深得父亲真传。
  胡元海死后,胡承均继掌家业,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经营中融产运于一体,十分重视开拓市场。他乘川盐济楚之机,兼营运盐业务,获利倍增。
  同治四年(1865年),胡承均将原房屋改建为8个四合院,人称大山新房子。第二年,又动工新建,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基本建成,取名胡慎怡堂。
  胡承均兴建胡慎怡堂这样大型讲排场的建筑群,表面看来是家族兴旺的象征,但却给子孙埋下了奢侈的隐患。


捐钱买官奢侈无度,很快衰败

  光绪十八年(1892年),胡承均去世。因他的大儿子胡纯祖体弱多病,时年30岁的二儿子胡念祖(字汝修)承担起主持胡慎怡堂家族事务的重任。
  胡承均留下的家业丰厚,有盐卤火井11口,推卤水牛500多头,租谷5000余石,运盐资金及现银30多万两。
  胡念祖改进生产技术和设施,还改进制盐方法,使得胡慎怡堂在管理和经营上都有了更大发展,成为自贡盐场四大家族之一。
  在胡慎怡堂极盛时期,独资、合资经营的卤气井有26口,火圈、盐锅500口,井灶直接、间接雇工1000多人,推卤水牛600多头,骡马上百匹,盐铺开设到了重庆、宜昌、沙市,每年盈利白银12万两,拥有流动资金白银20多万两。
  此外,还有佃户170多家,每年收租谷7600多石。在成都还承顶福元典当铺,固定当本白银10万两,在乐山还设有白蜡行。
  虽有这么雄厚的家底,但胡慎怡堂还是在“一条腿”走路,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朝中”无人,于是就用钱买官。
  胡念祖捐得分部郎中,被赏戴二品花翎;堂弟胡树良捐得盐枧举,被赏戴花翎;两个儿子和两个侄子捐得吏部主事等。
  一时之间,胡氏家族官帽云集,俨然官宦世家。他们的想法是:用钱买官,以官保家产,一举两得,可以世代传下去。
  由于胡氏家族奢侈修建房屋,又花费巨资买官,企业生产日趋保守。更为重要的是,家族子弟将胡元海留下的12字家训忘在一边,奢侈浪费、恣意享乐、挥霍无度,胡家很快盛极而衰,败落下去。
  不过,胡氏家族为慈善事业作出了诸多贡献。
  从胡承均开始,每年腊月,胡家都捐出100多石白米,1000多串铜钱赈济贫民,持续四五十年。遇到灾荒年,还会加大捐赠数量。朝廷为此赐予“乐施好善”匾额,以示嘉奖。
  光绪十六年(1890年),胡承均独自出资,修筑了从威远界牌街口起,经龙回镇、大井坝、双石铺、金带铺,直到简阳的官道。后来,胡家又修筑了贡井草学堂到荣县成佳场,以及舒家坳到双石铺的大路。


胡峻:四川第一所高校校长

  胡峻,字雨岚,华阳县(以前成都市区由成都县和华阳县分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4岁开始习文,10多岁到尊经书院学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胡峻考中进士,被授职翰林院编修。4年后,因父亲病逝,胡峻离职回成都居丧。因胡峻的名气和才学,许多人找他求教。后来,学生多了,胡峻就在家中开馆授徒。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四川第一所最高学府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成立。胡峻本该守孝期满进京复职的,但在四川总督岑春煊的再三邀请下,34岁的胡峻留了下来,出任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总理(校长),成为四川第一所高校校长。
  岑春煊派胡峻为考察日本学制游历官,率王章祜等人到日本考察学务。胡峻等人在日本游历4个多月,全面考察了日本的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和学科章程,还详细了解了日本的国力、民情,为学堂聘请了部分日本老师,购买了一批图书和仪器。
  同年,锡良任四川总督,开始在四川积极推行“新政”,胡峻很快成了总督府的高级参谋。胡峻向锡良建议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短短两三年里,四川的留学人数达数千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锡良成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胡峻出任公司总理。他设立铁道学堂,兼任铁道学堂校长,培养铁路人才。第二年,胡峻抱病去美国考察铁路建设,同时考察美国的教育。回国途经日本时,他加入了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胡峻又出任全省学务公所议长,主持全省教育。到1907年,四川全省学校占全国第二位,在校学生全国第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熊克武、曹笃等人在成都密谋,准备借省城官员为慈禧太后祝寿之机刺杀清朝大员,举行起义。华阳县知县王剡得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胡峻得知后,急忙派人通知张培爵等40多个学生。没来得及逃走的黄方、杨维、江永成等6人被捕,时称“六君子”。胡峻等人面见总督赵尔巽,据理力争,赵尔巽最终同意,“六君子”免遭杀害。
  宣统元年(1909年)2月,胡峻因咯血不止病逝于成都,年仅40岁。临终前,他对家人说:“室有藏书,可遗弟子;家无积财,不负川人。”
  胡峻著有诗文日记数十册,总编为《苍霞阁日记》。


胡骏:保路运动中贡献巨大

  在今广安市老城北仓沟的秀屏山一个叫蒲家崖的地方,有一座四合院,叫留鹤园。光绪年间,留鹤园里住了蒲、顾、胡3家人,是郎舅姑表血亲。
  清末时,从这个院落先后走出3个举人,其中两个考中进士。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这3人——胡骏、蒲殿俊、顾鏊,都成了四川乃至中国的风云人物。
  胡骏,字葆生(森),号补斋。胡骏的父亲胡雨田,光绪年间官至云南宜良县典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胡骏考中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胡骏受命带领大批学子赴日本官费留学。光绪三十二年归国后,胡骏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实录馆、宪政编查馆纂修,学部行走,特加侍讲衔,兼任钦选资政院议员等职务。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敬慕胡骏的才学和人品,延聘他为两个孙子的老师。胡骏的这一身份,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到了不小作用。
  在保路运动中,蒲殿俊、张澜等保路领导人被捕,四川总督赵尔丰奏报朝廷,要将蒲殿俊等9人杀害。胡骏是蒲殿俊的姑父,他向奕劻据理力争,并邀约一些官员奔走援救,最终迫使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人。
  胡骏还在政法学堂当老师,他培养的不少学生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和牺牲。辛亥革命前爆发的3起震惊清廷的暗杀高官事件,都是他的学生干的。
  民国建立后,胡骏被推为四川省议会议长。因不满当时政治混乱,胡骏不久辞职归隐。
  胡骏是顾鏊的舅父,顾鏊字巨六,光绪二十九年考中举人,与蒲殿俊一起跟随胡骏留学日本,进入日本法政大学读书。回国后,顾鏊渐渐走上一条与时代逆流的路。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顾鏊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袁世凯的《洪宪法典》,大多是顾鏊起草的。胡骏则顺应历史潮流,主张共和。顾鏊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出谋划策,多方奔走,胡骏以师长的身份予以了严厉痛斥。
  晚年时,胡骏以诗文、书画、金石收藏自娱,他撰写的诗歌、骈文、联语等,都记载在43本《补斋日记》里。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特别致谢:四川蓬溪县文史专家胡传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