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马背摇篮”
女童辗转数千公里和革命母亲重逢
❶1945年，曾志（左一）抱着小女儿亮亮在延安。
❷陕甘宁边区保育院。
❸1947年，杨顺清和陶斯亮（陶铸、曾志的女儿）的合影。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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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的一场讽刺画展上，一幅名为《娜拉 又回到家庭》的画作让在场的革命女性有点心痛。她们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来到延安，但在艰苦的革命年代成为妻子和母亲后，生育保育成为她们绕不过的隐痛。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有一个很特别的儿童保育会，这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早成立、持续时间最长的抗战团体，在8年中保育、教养了近3万名儿童，成为当时最有成效的儿童保育团体。而其中的延安保育系统尤其是“马背摇篮”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是让人感慨先辈们曾经的付出。
革命年代极其艰苦
行军中忍痛将孩子送养
1933年2月，暂居福州的红军女战士曾志因没钱住院，在家里靠一个手艺粗糙的接生婆，生下了儿子春华。春华是曾志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因行军和“工作需要”，出生没多久就送了人。这一次，曾志依旧没有能力留下孩子，忍痛在春华出生第13天，将他送给了一个当地人。1939年，曾志前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她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小女儿陶斯亮。革命战争年代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曾志产后发生危险，靠着医院仅有的两支止血针和冷毛巾贴敷才转危为安。
曾志的经历，在延安的女同志中并不罕见。延安历史资深研究者、复旦大学教授朱鸿召研究发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队伍，“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又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很多革命女青年因革命形势所迫，在抚育孩子上做出了巨大牺牲。在革命和养育两难时，将孩子送给当地人成为常态。革命女性石澜肝肠寸断地把孩子递给陌生人时，还晕倒在了这家人的门口。
延安《解放日报》妇女节专刊曾以整版篇幅对延安一段时间内的妇女问题做了披露和总结。女作家曾克在《救救母亲》一文中指出革命女青年孕育时遭遇的困境，并呼吁关注她们生下的那些没有奶吃的新生儿、关注她们无法照顾到幼儿营养和疾病、为她们建立更多的托儿所……“一个母亲看管1个孩子所费的精力，是足以看管10个或更多的孩子的。那么其他的被解放出来的母亲，就可以有时间再去参与自己所希望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战时儿童保育会
毛泽东周恩来当名誉理事
在各界妇女精英的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正式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以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也出现在名誉理事名单当中，此外还有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名流如沈钧儒、章乃器、郭沫若、胡愈之、陶行知、梁漱溟等等。
当年3月中旬，战时儿童保育会主任曹孟君带队赴河南开封战区抢救难童，队伍中包括鲁迅夫人许广平以及胡愈之夫人沈兹九。抢救队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收容了近400名难童，并迅速将他们转移至汉口。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早成立、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抗战团体，也是抗战期间最有成效的儿童保育团体。最多时，这个团体拥有61所保育院，分散在全国12个省市，共保育、教养了近3万名战时儿童。
特别的“马背摇篮”
孩子和父母千里外重逢
在战时儿童保育会各地分会中，陕甘宁边区分会是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当时，周边省份逃难而来的难童主要由陕西分会收容，陕甘宁边区分会则主要收容党的烈士、干部以及边区出征将士的子女。
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前，边区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儿童保育系统，如延安托儿所、鲁迅小学等。1938年7月，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各界抗敌后援会等团体和个人发起“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并争取到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支持，在原有托儿所和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分会保育会。
陕甘宁边区保育会将6岁以下儿童分为乳儿部、婴儿部和幼稚部分别管理。1938年底，边区将鲁迅小学并入保育院，成为陕甘宁边区分会保育会小学部，即“保小”，以收养教育6岁以上儿童。由于当时边区保育会婴幼儿比例十分高，还专门设置了“乳母”一职。
1945年，曾志和丈夫陶铸前往沦陷区打游击，他们4岁的小女儿陶斯亮（小名亮亮）只好被留在延安，被送进延安保育院。曾志以为这次和女儿一别，要5年甚至10年以后才能再见面，没有想到两年后，延安保育院的保育员竟然带着亮亮跋山涉水来到前线，把女儿交还给她。
1946年后，延安环境不再安定，保育院需要外迁至华北解放区。据康克清回忆，当时延安已有大小托儿所、保育院近30个。为了保证孩子们顺利转移，中央专门调配了数千斤主食、糖、饼干、鸡蛋等。保育院还自主将孩子们的木床捆到了马背上，这就是电影《啊！摇篮》中所描写的“马背摇篮”的原型。
1946年11月11日至1947年春，延安第二保育院还有“一保小”、“二保小”、洛杉矶托儿所、延安第一保育院（原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分批出发离开延安。曾志的女儿亮亮当时随延安第二保育院136名孩子于1946年11月告别延安，冒着严寒，开始向太行山解放区转移。
“这是一列长长的骡马队伍，每头牲口背上驮着两个小木床，孩子们就睡在木床里。保育员们随着队伍跑前跑后地来回查看，看看驼床里的孩子们被子有没有盖好，是不是蒙住了口鼻……”。他们为了躲避战火，选择冒险在山区里夜行军。翻越雪山时，保育员将孩子们裹在棉被里，请了民工把孩子们背在背上，连续翻过18个山峰。队伍一路穿越封锁线、渡过黄河、汾河，在崎岖的山区跋涉了3个月，终于在1947年2月中旬全体抵达山西襄桓县。
此时，亮亮的爸爸妈妈所在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在东北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开始战略反攻。晋冀鲁豫中央局通知暂时驻扎山西襄桓的延安第二保育院，将包括亮亮在内的37名东北干部子女送往哈尔滨，与他们的父母团聚。亮亮从延安出发时，就一直由保育院里一名叫杨顺清的老战士照顾。这个年近40岁的残疾战士牵着一头骡子，护着亮亮和另一名军属的女儿，一路教她们学习隐蔽，学习躲避飞机轰炸。之后，他再次带着亮亮随队伍从山西出发，在河北境内迂回躲避袭击，最后抵达阜平晋冀鲁豫中央局。然后，在中央的安排下又沿津浦路悄悄抵达胶东，从海上前往大连，从大连再乘邮轮借道朝鲜，抵达白城。
正在辽吉前线担任支战任务的曾志，听到女儿抵达白城的消息时，惊呆了。不到6岁的孩子在战火纷飞中，历时1年多，经历海、陆数千公里的远征找寻父母。“这简直是奇迹。”
参考文献
《抗日战争时期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张纯著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曾志著
《摇篮里的中国梦 毛泽东关怀下的延安保育院》中央档案馆编著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
《马背摇篮——忆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姚淑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