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赵桂英。

　　2020年7月24日，内江市梅家山干休所，蝉鸣鸟叫，绿树成荫。在这个宁静而富有历史感的院子里，104岁的老红军赵桂英穿着一身军装，坐在家中椅子上，柜子上摆放着数枚红军长征和抗战纪念章。
　　梅家山干休所被内江人称为“红军院”，如今，这里只住着赵桂英一位老红军，老人身体还算可以，清醒时依然记得长征的一些片段。小女儿田萍和女婿燕飞常年与她生活在一起，负责照顾老人的起居饮食。

年幼时当童养媳
离家参加红军获得新生

　　1916年，赵桂英出生在广元苍溪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赵桂枝。因家里穷苦吃不起饭，十多岁时她被送给场镇上的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天天都干活，还经常挨打。
　　1934年，红四方面军来到苍溪，赵桂英与其他当地青年一起到县城给红军背军粮，之后他们没有回家，直接在苍溪县城参加了红军，赵桂英还剪掉了一头长发。
　　至于为什么相信红军、选择跟着红军走，赵桂英曾告诉过小女儿田萍。“母亲说过红军里面不管是首长还是士兵，说话都客客气气，很有礼貌，对待她们这些女性也非常尊重，平等待人。所以长征再苦再累，她都觉得比回去当童养媳挨打挨骂强，在部队里完全像获得新生一样。”田萍说。

长征中抬担架
多次掉队都追赶上部队

　　赵桂英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31军供给部，先后当过供给员、宣传员等，还负责抬过担架运送伤员。红军长征时，她与大家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当时的赵桂英大概十七八岁，很能吃苦。她曾告诉女儿：“长征中的工作，一是要负责给伤员洗血绷带，二是天天抬担架。抬担架是有诀窍的，上坡要用劲，下坡腿要拖着走才稳，遇到飞机轰炸的情况，首先要保护担架上的伤病员。”
　　在部队里抬担架，如果完成任务出色，就会奖励一面小红旗。赵桂英得到过几次小红旗，每次她都特别开心，对小红旗也格外珍惜。
　　当部队到达阿坝时，由于卫生条件差，赵桂英大腿内侧长了一个大疮，走路十分困难。当时部队是白天走，晚上也走；晴天走，下雨也走，为此赵桂英时常掉队。掉队了，她就少休息，一个人坚持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追赶。
　　赵桂英随部队爬夹金山、党岭雪山，三过草地。在爬雪山时，她只穿着一双草鞋，严寒之下，双腿都被冻烂。“母亲就把能裹的东西全部裹在腿上，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出雪山。”田萍说，女红军在长征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面临着更多身体和生理上的困难，在生理期，赵桂英和其他队伍中的女战士，只能捡起地上烧过的炭木灰，用一块旧布包裹着，作为生理期的卫生用品来使用，当时的条件之苦可想而知。
　　1936年，经过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到达陕西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赵桂英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当工人。
　　赵桂英的儿子田冲回忆，母亲曾给他讲过兵工厂自制出第一支枪的故事：1939年5月1日，延安兵工厂自制的第一支步枪送到延安桥儿沟展览，毛泽东亲自去现场参观了这支步枪，还拿起来仔细地看了又看，并拉拉枪栓、瞄准，高兴地说：“枪造得很好嘛，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他还勉励大家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受到中央首长的鼓励后，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不久就制造出了第一批步枪。

战火中两儿子失散
多方打听14年后母子相聚

　　记者采访时，赵桂英的女婿燕飞说，老太太前两天夜里一直唠叨，两天没睡觉。然后，他用手指了指脑袋说：“她以前两个儿子失散，受了刺激。”
　　1944年，赵桂英与来自四川阆中的红军田池结为夫妻，田池当时在联政部工作，他们的婚礼是耿飚将军主持的。
　　赵桂英在嫁给田池之前，1936年在延安曾结过一次婚。当时在组织的介绍下，她嫁给了一名陕北红军，并生下三个儿子。但是，由于她和第一任丈夫听不懂彼此方言，加之生活习惯不同，两人离婚了。之后，赵桂英通过自由恋爱，与四川老乡田池结了婚。
　　当时赵桂英两个稍大点的儿子，被安排在延安保育院住校，最小的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则被她带在身边。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当时赵桂英与丈夫田池已生下了儿子田冲，并且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马上撤离，由于来不及接回住校的两个儿子，赵桂英只能在战火中抱着另两个儿子紧急撤离。田冲说：“那个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肚子里还怀着妹妹，开始撤退。当时地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撤离的队伍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赶路，还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母亲凭借坚强的性格，带着我们走出来了，部队到达山东的时候，生下了妹妹。”
　　从此，赵桂英与两个儿子失去了联系，多年来，她都不知道两个儿子去了哪里，四处打听也没有下落。由于担忧两个儿子是否还活着，日思夜想，她的精神状况甚至出现了问题，经常在夜里睡不着觉。之后许多年，赵桂英都没有停止寻找儿子，但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一直没有找到。
　　一直到1961年，田池所工作的内江汽车大修厂来了一名北京青年，赵桂英和丈夫对这个远道而来的青年比较照顾，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在聊天中，这名青年得知赵桂英在战争中失散儿子的事情，便决定趁回北京探亲之际，通过北京的朋友和亲属帮赵桂英寻找儿子。
　　1961年，经过这名青年多方打探，好消息传来，赵桂英失散的两个儿子都找到了。原来，两个孩子随着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一起转移，在组织培养下长大，他们一个考上了西安美院，毕业后在北京实习，一个在新疆参军。
　　失散14年后，赵桂英与两个儿子终于团聚，全家人都非常欣喜。

对子女要求严格
儿子捡回一个榔头挨批评

　　1950年2月，赵桂英随丈夫田池转业，担任西南运输公司办公室科员，在重庆工作；1952年，调到四川省交通厅工作。1958年，田池被调到内江市，担任交通局副局长，并负责在内江市组建汽车大修厂，赵桂英又随丈夫工作调动来到了内江，至今生活在内江。
　　与田池结婚后，赵桂英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共养育了8名子女。如今，全家已经有四代，整个家族有50多人，子女中有参军的，有从教的，有当工人的，都非常优秀。田冲说，母亲一生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对自己和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在内江汽车大修厂当工人的时候，有一次厂里一个榔头坏了，我就捡回家去用，母亲看到之后批评了我，说是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沾。”
　　女儿田萍说：“母亲是一个勤俭的人，我们从小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她手工做的。小时候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要服从组织分配，遇到困难要鼓劲，不能泄气，她还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母亲虽然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但之前生病住院也是住普通病房。”
　　“母亲虽然已经老了，但是她的革命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特别是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红军后代，我们深知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田萍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静 刘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