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出土的万历帝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

头戴冠冕的汉光武帝刘秀。

衮服

定陵

　　

□项木咄

珍贵的衮服与十二章纹饰

　　这其中，等级最高的服饰叫作“衮服”。“衮”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常用，古人的解释是：“衮与卷古同声。卷者，曲也，象龙曲形曰卷龙，画龙作服曰龙卷，加衮之服曰衮衣。”这么看来，衮服就是衣服上有龙的服饰。
　　除了龙，衮服上还有其他纹饰，统称为“十二章纹饰”，分别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可别小看了这十二章纹饰，从西周时期，它们就已经出现，并且形成定制，成为历代帝王的服章制度了。每一个纹饰，都有着深刻的内涵。首先，前三章，“日、月、星辰”，表示的是“照临”，如三光之耀，有“普照天下”的寓意；“山”，形象高大，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龙”，能变化而取其神之意，象征君主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华虫”，古人解释为“雉”的一种，表明帝王有文章之德；“宗彝”，是古代青铜酒器的一种，用来祭祀；“藻”，指的是深水中的水草，象征洁净；“火”，表示光明；“粉米”，洁白的米粒，取其滋养，有济养之德；“黼”的读音与“斧”一样，所以它的形象也是斧形的，象征着权威；“黻”，读音同“服”，是一个两弓相背的半青半黑的花纹，寓意着明辨是非。总之，每一个纹饰都有很吉祥的寓意。
　　十二章纹饰影响深远，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举个例子，鲁迅先生曾经在北洋政府当过一阵“公务员”。当时，他和好朋友钱稻孙、许寿裳完成了袁世凯总统府交办的一项大事——为北洋政府设计国徽。国徽的核心设计思路，就是这十二章纹饰。鲁迅在设计说明中写道：“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他正是借用了十二章纹饰中蕴含的美德，来寄托自己对中国的美好祝福。
　　根据文献的记载，衮服的形制是“上衣下裳”。《明会典》中说：“洪武十六年定：衮，玄衣黄裳，十二章。”玄衣黄裳，这是有讲究的，玄黄代表的是乾坤，也就是天地。天在未明之时为玄色，上衣代表的是“天”，所以用玄色；地为黄色，下裳代表的是“地”，所以用黄色。这套形制，在明代的官方典籍中都有记载。
　　但是定陵出土的文物，却展示了“衮服”不见史料的另一面。在定陵中，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它们同样饰有十二章纹饰，但却一改“上衣下裳”的形制，而是上下为一个整体，全身由两袖、前片（包括大小襟）、后片组成。迄今为止，这种类型的袍式衮服，还未在历史文献中发现过。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质疑，凭什么认定它一定是“衮服”呢？在出土这几件衮服的相同地方，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墨书标签。上面残存的字迹依稀可以识别：“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两者相结合，这些衣服是“衮服”无疑了。
　　于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有学者研究认为，万历时期，明朝的统治力达到了顶峰，整个社会从明朝初年的动乱变得已经稳定，“皇权至上”的礼制观念也已深入人心；而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人们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服饰，作为日常使用最频繁的物件之一，它的世俗化功能开始显现。对于皇帝来说，袍式的常服穿起来显然更加方便、自由。为了既方便，又不失去服饰的政治意义，将衮服特有的十二章装饰在袍式常服上，组合成一种简化了的衮服，便应运而生了。

“不主动发掘帝陵”的规矩

　　定陵的发掘，解决了很多历史问题，但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是考古学家们始料未及的……
　　考古学界有一个规定：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这里再补充一点：事实上，不仅是帝王陵，连普通的古代墓葬，考古工作者都很少去主动发掘。现在，考古工作者做得比较多的，是配合一些城市基建工程所进行的被动性发掘，尤其是那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往下一挖，很有可能碰到古代墓葬，这个时候就需要考古队去“救火”了。
　　“不主动发掘帝陵”这个文物保护理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经历了发掘定陵的惨痛教训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当时，定陵的发掘过程中，在发现帝后的棺椁之前，一切流程都是按照标准的考古学规范进行的，发掘过程也有很多收获，解决了很多历史疑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历皇帝生前最喜欢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两位皇后，而是郑贵妃。在他弥留之际，希望永远与郑贵妃在一起，于是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是，三百年后定陵玄宫开启，并没有郑贵妃的影子，陪伴在万历皇帝身边的，分别是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
　　不过，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万历皇帝生前就已对他的臣子失去了威慑力，那么在死后，这种威慑力就更加荡然无存了。当时朝中的大臣们都排挤郑贵妃，所以不履行这一愿望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不是很先进，很多有价值的文物发掘之后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首当其冲的是出土的丝织品。对于丝织品的保护，当时的考古队员都没有经验。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方便卷舒；还有人建议，在浆糊内加入防腐剂，方便长久保存。但是，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现场指导，托裱工作进行得很粗糙，一些不当手法也加速了丝织品的腐化。
　　同样遭受悲惨命运的，还有帝后的三具棺椁。现在大家去定陵地宫参观，去玄宫的后殿，你会看到那里摆着三口巨大的棺椁，但这却不是金丝楠木制作的，而是用白灰和水泥制成的复制品。那么，真正的棺椁去了哪里呢？居然是被当时的工作人员扔到了城外的山沟里头。1959年9月30日，当时正逢定陵博物馆开馆，时任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嫌地宫脏乱，要求工作人员将棺椁全部扔了出去。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了夏鼐耳中，这位考古学大师气得全身发抖，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是，空荡的山谷里早已不见了棺木的踪影。
　　定陵的发掘是考古史上的一场悲剧。正因为有了它的前车之鉴，整个考古学界才决定，不主动去发掘帝王陵墓，就让这些人类的伟大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吧。
　　来源：《围观考古现场》中国致公出版社
　　

作者简介 项木咄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知乎考古大V，致力于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分享考古和艺术领域中的有趣故事及其背后的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