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 （资料图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在光明日报社的社史展厅里，陈列着7张报纸大样的改样稿，泛 黄的纸页上，留有鲜艳的红笔圈改痕迹。1978年5月11日，7次改样的内容见报——当天的《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短短六千字，激荡四十余年。文章后来被称为“春风第一枝”，以“政治宣言”的姿态，发出思想解放和时代转折的先声，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回头再看，这场讨论是党的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里程碑事件，成为党和国家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影响和推动了解放思想的整个进程。

一个人的勇气

　　事情可以回溯到更早之前。粉碎“四人帮”后，社会思想依然普遍困惑，禁锢难以消除。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两个凡是”论调。
　　“不可思议”，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的胡福明想了很久，决定批判它。“如果承认‘两个凡是’，那就意味着中国停滞不前、寸步难行，阻挠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拿起笔来当“武器”，胡福明没跟任何人商量，“决定一个人写，文责自负，一人做事一人当”。
　　1977年5月，胡福明开始着笔。一边陪护妻子治病，一边在医院走廊的微弱灯光下，或蹲在地上，或趴在凳子上，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里，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一条条找出来参阅。
　　前后修改三次，当年8月下旬，他完成了8000字的初稿，拟定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年9月初，胡福明把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
　　很长一段时间，此事杳无音信，胡福明的担忧更甚。“如果被当成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在当时的中国怕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的了。”
　　直到四个月后的1978年1月，胡福明终于收到回信。来自王强华的亲笔信回复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胡福明再作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里面还有登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两份报纸大样，时间注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
　　此后，稿子反复修改多次。王强华也对文章提出“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等新要求。

一群人的战斗

　　1978年4月上旬，经过近3个月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定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但《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后，“觉得很重要，在副刊上发表分量不够，太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一版上发表”。
　　4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被邀请到光明日报社，与杨西光、王强华、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一起，当面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
　　“大家讨论了很多，杨西光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胡福明说，“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防止授人以柄。”
　　会后，胡福明搬到招待所，继续修改文章。“这次又改了六七遍。杨西光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作为改变当时《光明日报》面貌的开始。”胡福明说。
　　直到“五一”劳动节将近，胡福明临返南京前，杨西光告知他，文章还要请中央党校帮助修改，并请中央有关领导审定。
　　而后，文章送到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人手上，经斟酌修改，最终在4月底定稿。
　　定稿后的文章并没有第一时间刊发在《光明日报》上。1978年5月10日，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出版的《理论动态》上，首次刊出这篇文章，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
　　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这篇文章；新华社当天向全国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
　　有意思的是，《光明日报》上并未出现胡福明的名字。原来，杨西光曾同胡福明商量：“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胡福明当即答道：“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对比胡福明的原标题，《光明日报》的刊发内容，在标题上增加了“唯一”二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胡福明强调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解释说，“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
　　平地惊雷，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轰轰烈烈拉开序幕，解放思想的号角就此吹响。

“争”出来的思想路线

　　“战斗”必定是硝烟弥漫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面世的当天，就有人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给这篇文章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
　　还没来得及注意到这篇文章的邓小平，听说“吵起来”后，才翻看文章，并在后来表达了坚定支持的立场。
　　此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恰好在筹备中，有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邓小平得知后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1978年6月2日，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激烈争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批驳了“两个凡是”思潮，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且进一步阐明，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紧张忐忑许久的胡福明，从广播中听到邓小平的此番讲话后，心里的大石头算是落地了。“我听得出，小平同志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了肯定和支持。”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并不甘心马上低头。6月15日，彼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一名中央领导人，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指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单位负责人党性不强，把关不严。在讲话中一再点“特约评论员”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下达“下不为例”的禁令。
　　鉴于此，邓小平又采取了行动。7月21日，他找当时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过，并对这位负责人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第二天，邓小平还找到胡耀邦谈话，鲜明地表示支持他推动的这场讨论。
　　当年8月19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说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
　　9月中旬，他又在东北三省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进一步揭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批评了思想僵化现象，分清了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
　　“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此之后，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1978年9月下旬到11月，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这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他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并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从结果来看，思想路线是“争”出来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的话，成为历史新时期的“醒世恒言”，也是对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出的最好总结。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也成为了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标志着党和国家翻越了解放思想的第一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