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阳观

抗战保育院旧址。

纯阳观里的保育院旧址。

　　

□贾登荣文/图
　　离成都38公里的新津区，有一处始建于清光绪年间，被称为“古今天下第一忠孝儒林”的纯阳观。作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它，里面有两座高达33.8米的建筑：“大忠亭”与“至孝亭”。“至孝亭”四周回廊，塑有董永卖身、庞氏孝姑、江革负母、缇萦救父、代父从军、晋人王祥卧冰求鲤、三国东吴孟宗哭竹等二十四孝故事；而“大忠亭”里，正中四方各塑有忠臣一人，分别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蜀汉丞相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和李泌。四周还塑有夏代至清代的忠臣精英20名，分别是夏商时代的关龙逢、比干；春秋时期的伯夷；汉代苏武；唐代的魏征、张巡、颜杲卿、韩愈；宋代的包拯、范仲淹、宗泽、陆游、文天祥、陆秀夫……不过，走进纯阳观大忠亭，门上的一块吊牌告诉人们，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里，这处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经是“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第四保育院”（简称“蓉四院”）。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它为那些无依无靠的儿童与抗日将士的子女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范寓梅斡旋 保育院入驻纯阳观

　　1937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起全面进攻。为了让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联合起来，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推选宋美龄、以及爱国将领冯玉祥之妻李德全为正副理事长，邓颖超等22人为常务理事。接着，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20多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成都分会是1938年5月29日成立的，发起人是华西神学院院长吴贻芳、以及王枫、陆秀等，并建立了乐山、郫县、简阳三个儿童保育院，为流落到成都的儿童找到一个安身之处。1939年9月1日，设立在新津纯阳观的抗日儿童保育会作为成都分会的第四家保育院，宣布成立。
　　那么，为什么成都要把第四个分院选择建在新津，并办在纯阳观里呢？据有关资料介绍，这与时任四川省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也是保育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范寓梅女士的努力分不开。范寓梅是新津人。当时，她看到成都分会为日渐增多的流浪儿童，特别是一些抗日将士的儿童为寻找栖身之地发愁，于是就想到了家乡那座占地120多亩，庙宇宽敞、环境清幽的纯阳观，非常适合收留儿童作为办学之地。为此，她来到纯阳观，经过她反反复复的劝说，这里的负责人终于同意拿出纯阳观的嘉阳殿及大忠亭四周之廊坊共计40余间屋舍、3座殿宇、1幢楼房、1通作坊，作为抗战保育院的校舍。
　　1939年9月1日，“蓉四院”正式挂牌宣告成立；1942年以后，设在乐山、郫县、简阳的保育院，也先后并入“蓉四院”。这所抗战儿童庇护所，一直开办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

安置600名保育生 培养他们家国情怀

　　在“蓉四院”存续的6年多时间，相继有两任院长，带领保育院的老师、职工，对入住的儿童倾尽全部心血，培养起他们的家国情怀，让保育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蓉四院”的首任院长是中共党员钟昭华女士。1939年5月初，钟昭华受命领办“蓉四院”，她马上从成都来到新津，开展紧张的工作。她将占地800多平方米、高达31米的大忠亭，分隔成多间教室。又作出规定，以大忠亭的东西通道为界限，通道以南的围房作男生宿舍，另一边作女生宿舍。围房总共有44间，每间围房中间竖立着神龛，原先都塑有两尊神像。为避免孩子们心生恐惧，将神像全部用晒簟进行了遮蔽，在其四周安放双层木床，供孩子们就寝。就在这时，有72名辗转流浪于武汉、重庆等地的儿童来到成都，钟昭华当即决定把他们接到纯阳观，在保育院没有正式开院前就先把他们安顿下来。钟昭华在院的时间虽不长，但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钟昭华调离“蓉四院”，前往保育总会工作时，同学们依依不舍，许多儿童流下了泪水。
　　“蓉四院”的第二任院长是陈肖松，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她治学严谨，对同学要求严格，喜欢在早操或升、降旗时讲一段富有启发性的话。她经常“私访”，个别同学上课时搞小动作，她会突然降临身边拍拍你；遇到调皮或犯错误同学，她也会做提醒。
　　“蓉四院”除按儿童年龄段，进行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教育外，特别重视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语、地理、历史等课程，老师都结合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讲述全国军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情形；讲“台儿庄”、“平型关”大捷等战斗故事，讲岳飞抗击金兵，戚继光抵抗倭寇英雄事迹，以激励儿童的爱国主义思想。
　　1941年，时任保育总会副理事长、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的李德全到“蓉四院”视察时，赠给了全院学生“自强不息”四个字。1943年12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到新津发动民众献金支援抗战救国时，专程到新津保育院看望全体师生，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做一个国家的小主人”，并赠送全院同学八个字：“忠于国家，孝于民族”。
　　与此同时，保育院还十分重视劳动生产教育，让孩子们喂猪、养鸭、种菜等，既启迪儿童们的劳动观念，让他们学习一定的生产技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助保育院的经费不足。在“蓉四院”设置的劳作房上，写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凡是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锻炼，培养了独立生活，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首先是学会整理内务，如叠被子，放洗脸盆、口盅、牙刷和碗筷，做到规范化。其次，大的儿童参加生产劳动，小的自己学洗衣服，缝补衣服，缀扣子等。
　　经过老师们耐心的教育，那些曾经到处流浪，无家可归的儿童们迅速成长起来。一名叫邱大祥的儿童，被空军幼年学校录取，成为最早飞上蓝天的保育生。从这里走出去的600多名保育生，后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服务于国家，贡献于社会。

各界携手相助 保育院度过粮食危机

　　应该说，设立在纯阳观里的“蓉四院”，是成都分会四所保育院里最后成立的。后来它不断壮大，先前建立的乐山、郫县、简阳保育院，都转入了新津的“蓉四院”。“蓉四院”为何能长盛不衰呢？不但是因为它有优秀的院长，更重要的是，新津各界对“蓉四院”伸出了援手，让保育院一次次度过危机，绝处逢生。
　　“蓉四院”在建立之初，为了保障运行，在范寓梅、钟昭华等的倡导下，就成立了由新津县各界人士组成的保育院董事会，定期研究保育院工作，及时为保育院排忧解难，保证保育院顺利运行。
　　那时，保育院的生活费是由保育总会按照每人每月8元的标准，定期下拨的，其中伙食费6元，文具和杂支2元。这些经费，每月可以购买政府下拨的平价大米16公斤。当年，“蓉四院”只有一个食堂，不论是老师院长，还是儿童学生，都在这同一个食堂就餐。只是老师和同学不在同一桌子上就餐，但饭菜都是一样的，没有半点区别。
　　1941年秋天，“蓉四院”经历了一次饥饿考验。这年9月，四川粮食储运局突然扣拨了供应给“蓉四院”的平价粮，其借口是，因为有关部门把保育院地址新津误写为了新都，由于战事紧张，无法给予补购。这一下，保育院一日三餐的蔬菜稀饭都难以为继了。看到数百儿童嗷嗷待哺，院长陈肖松带领工作人员多次奔波，但都无济于事。就在这时，时任新津县长赵宗炜决定，把70石，即4200公斤军粮，暂时垫拨给了“蓉四院”，从而解了保育院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