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川籍女红军王少连讲述跨越近百年红军“娃子”的故事
▲百岁川籍女红军王少连
◀王少连坐着轮椅经过烈士纪念墙。
100岁的川籍女红军王少连,站在通江王坪红军烈士陵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高高的山上,放眼望去,近两万座洁白的无名墓碑呈扇形排开,一阵山风吹过,《思念曲》回响在青山绿草间。
向远方的墓群敬了一个军礼,王少连回头看向那面刻满战友名字的墙:彭马娃子、伏灶娃子、苟炳娃子、牟娃子……每经过一个“娃子”,王少连都会停下来看看,坐着轮椅走过102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墙,她的眼眶红了,口中反复叫着两个名字:“玉娃子”和“壬娃子”。
玉娃子是谁?壬娃子是谁?
墙上这些娃子,又都是谁?
王少连回忆起有关“娃子”的往事,关乎童年与战争,关乎失散多年的父母,更关乎她至今不知下落的哥哥。2021年4月,王少连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跨越近百年关于“娃子”故事。
玉娃子的故事,是76岁的张必良听母亲王少连从小讲到大的。
1921年,玉娃子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有个哥哥叫壬娃子,一家人靠父亲给地主抬滑竿勉强维持生活,挣的钱仅够买粮。家里住个草棚,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对当时的穷人来说,基本处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的处境。
红军的到来,改变了玉娃子一家的命运。1932年,红四方面军准备打响反围剿战斗,决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从通江县两河口镇入川,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地。
当地百姓当时都在传,红军是为穷人而战的,如今红军真的来了,玉娃子一家看到了希望。父母让她每天都去村口打听消息,得知红军已经到了巴州区鼎山镇,一家人做好准备要去参军。
1933年,玉娃子12岁,哥哥壬娃子14岁,因为家里人都决定参军,父母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就带着他们一起参加了红军。
母亲许才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以后任排长,而玉娃子则成为了一名童子团的小战士。当时,男女战士服饰都一样,头发留得很短,戴八角帽,灰色制服,红领章,绿绑腿,脚穿草鞋,每个人背着米袋和水壶,武器大部分是马枪,也有土枪、马刀、矛子。
玉娃子的母亲背的是马枪,她自己的武器则是矛子。玉娃子在部队的主要工作,是把武器弹药运到前线,再把伤兵抬下来送往后方的医院。虽然没有直接上阵杀敌,但当时面临的情况依旧复杂凶险。
反六路围攻,东线全面反击时,玉娃子跟随妇女独立团配合主力部队追击敌人,追到铁山时,从侧面插过来一群敌人。见她们是女兵,敌人一下就包围上来。激烈的战斗中,玉娃子一家被敌人打散了,父母和哥哥不知所终,玉娃子埋伏在丛林里一直到傍晚,又在山上躲了一夜,却再也找不到部队和家人,最后靠帮人放牛割草讨口饭吃,回到家乡。
1936年,玉娃子回到家,找亲戚打听了下,父母和哥哥都没回来。回想起那场激烈的战斗,玉娃子心中有些绝望,那么激烈的战斗和艰苦的环境,他们能活下来吗?
玉娃子也曾想过去寻找家人,但当时社会动荡,她无从着手。就这样过了28年,玉娃子嫁人生子,也有了自己新的名字,她把这份念想埋在了心底。
1964年的一天,公社里的工作人员拿着一封信,找到正带孩子的玉娃子。信里面是一则“寻人启事”,里面写明了玉娃子参军的时间和被打散的时间,希望公社的人帮忙找找这个女娃是否已回家,寄信地点是彭州(现成都)红军养老院。
拿到信的玉娃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她有些怀疑,但更多是害怕空欢喜一场。如何确认是自己失散多年的母亲在寻找自己呢?名字是新取的,双方的样貌已大变,曾经的经历也因为时间流逝而模糊不清。玉娃子拿到信想了一晚上,认定只能试着用曾经的小名“玉娃子”,去判断对方的身份,于是她决定回信询问。
信件一来一回,一个月就过去了,玉娃子打开信后,如愿以偿看到了自己的小名:玉娃子。31年骨肉分离,亲人相认后只剩下眼泪。
原来,当时玉娃子的母亲被国民党军队追杀,马刀砍在脑袋上,砍出两指深的伤口,她滚落到深沟里,被老百姓救起,后来到成都红军养老院养伤。而玉娃子的哥哥壬娃子,和父母失散后再无音讯。
曾经的“玉娃子”,就是现在的王少连。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工作人员给她取的。
2021年4月,王少连第一次来到王坪红军烈士陵园,想来寻找哥哥壬娃子的线索。看到墙上一个又一个“娃子”的“名字”,想起了自己还是“娃子”时的往事。墙上的这些“娃子”,就和当时的“玉娃子”“壬娃子”一样,年龄多在10到20岁之间,却因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连大名都不曾拥有,就牺牲在了战场上。
“娃子”们拥有怎样的故事?通江县党史研究者张乾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据张乾金介绍,把人的小名叫“娃子”,是川北的一个地域文化特色。过去的穷人家孩子很少有人读书,这些孩子从生下来直到十几岁都没有大名,经常叫猫娃子、狗娃子、正娃子等。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北一带鸦片泛滥,大片良田被种上罂粟,老百姓非常贫困,可以说是食不饱腹、衣不蔽体。
张乾金称,红军来了以后,开仓分粮,禁种罂粟,把土地分给老百姓种,让受尽剥削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觉得跟着红军走有饭吃有衣穿,所以参加红军的热情高涨。一开始,红军对娃娃一般是拒收的,但因为小孩参与的积极性相当高,红军就采取办列宁小学的措施,让他们读书识字,同时成立少先队童子团,让孩子们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学习军事技能,担负一些后方机关的警戒、关口站岗放哨、送信等战勤任务。
这些“娃子”中间,最出名的是被家乡人尊称为“无衔将军”的刘海清,小名正娃子。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来到通江时,其父原本打算让正值壮年的刘海清二哥去参军,不料等到参军那一天,刚当上新郎的刘海清二哥却躲起来不愿意去,刘海清的父亲又急又气。这时在山上打猪草的刘海清回来了,问明情况后主动说:“我替二哥去当兵!”乡亲们听说后都夸:“正娃子真懂事,有出息。”
刘海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攻坚战及攻克沈阳、解放天津等战役战斗;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立二等功;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有的娃子,还没来得及有大名便牺牲了,埋骨青山;有的娃子,在战争中流落山野,几十年后辗转认亲;还有的娃子,一路跟随部队杀敌,战功赫赫……“娃子”们用一代人的青春热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时,队伍从来时的1.4万多人,扩大到了8万多人;苏区时期,赤卫军、游击队、少先队等地方武装一直稳定在9万余人。当年,仅通江县就有青壮年4.8万人参加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仅幸存了四千余人;还有10万余人支前助战。
老红军王少连虽已100岁高龄,但还能与人交流,每次听到有人来探望,她都会早早起床,穿上军装戴上勋章,给来的人聊起自己“娃子”时的故事。
为了让儿孙们不忘记当时的事,她曾把自己的勋章分给晚辈,自己仅留下少数几枚重要的。如今,王少连家五代同堂,五代人中均有人当兵,最小的曾孙子张林,17岁入伍,目前在云南南伞中缅边境当一名戍边战士。
我们相信,“玉娃子”的故事,还会在这家人中一代代传下去;“娃子”们的名字,铭刻于石碑上,他们的故事,也必将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当人们问起“娃子,你是谁?”我们会知道,他们是为中国革命付出青春和生命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