秭归县纪念屈原的仪式。新华社发
秭归屈原祠。
武汉东湖屈原像。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历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凭吊屈原、纪念屈原。早在梁朝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和崇敬的对象,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屈原成了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一个符号。
屈原以其清高孤绝的秉性,正道直行的品格,浪漫华彩的想象,爱国忧思的情怀,影响了贾谊、司马迁,影响了陶渊明、李白,影响了苏轼、辛弃疾,也影响了梁启超、闻一多……实际上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影响了中国文学,影响了中国文化,也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
楚怀王屡遭秦王和张仪的诓骗,最后竟被诱至咸阳囚禁至死,楚顷襄王继位,子兰为令尹,屈原更遭嫉恨,再被放逐,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屈原这一次的流放,行踪悠远,且行且吟,一改以往浪漫华丽的诗风,而以朴实的语言,回溯往日的宏愿,抒写内心的不甘,忠实记录不能返国还都的痛苦心情。后人将这组“随事感触,辄形于声”的行吟诗,辑为《九章》,合为一卷。
屈原的这次流放,足迹遍及沅、湘流域诸地,过去一般以为是在蛮荒僻野间漫无目的的流浪,但汤炳正根据楚地出土的《鄂君启节》,提出了新的看法。《鄂君启节》正是楚怀王时期的珍贵文物,详细记载了当时官商通行的水陆交通线路,是楚国的“国道”。著名楚辞学专家汤炳正根据《九章》中提供的线索与《鄂君启节》中的线路对比,认为屈原走的就是楚国的官商大道。
汤炳正还认为,屈原的汉北之行也是在这一次流放行程之中,而不是在怀王之时。他先往东,到了江西的泸江、陵阳一带,那里是楚国的大后方,但是屈原并不甘心于苟活,于是折返,先到了西北的汉北,又去了西南的溆浦,这是与秦国接壤的两个地方。汉北有楚国的故都,屈原回不了郢都,所以像“狐死首丘”那样,回到故都去。
接着他又南下到湘西的溆浦。今天,溆浦也广泛流传着屈原流放至此的故事,溆浦的龙舟竞渡也很发达,场面壮观,竞渡前还要到溆水南岸屈原庙中祭祀。汤炳正认为,屈原到汉北和溆浦,并非流于“江南之野”,而是为了考察秦楚边境的形势,是“爱国心情之所驱使”。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屈原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忧伤,作《怀沙》于汨罗江自沉。汨罗江畔是罗子国故地,考古发现这里战国时期的文物丰富,并有数十座高等级墓葬,显示其时乃为楚国的重镇,并非荒凉之地。屈原从溆浦东行至此,看来也是有意为之。他一路考察楚国的国内情势和边疆形势,可见并未放弃诗文中时时透露出来的政治理想。
直至郢都既破,楚王仓皇逃往陈,屈原看到曾经令他自豪和眷恋的楚国大厦将倾,他终于明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已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于是在端阳之日,屈原投江而死。汤炳正说:“从当时的战局来讲,无疑是殉国;但从作品内容来看,毋宁说是殉道、殉志。”
屈原行吟所及之地,并非仅仅是一条流放的线路,而是这位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精神世界的活动轨迹,他的流放过程,也是一次现实理想幻灭和精神理想澡雪的过程。
屈原既死,他的精神便活了起来!“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历来人们以各种方式凭吊屈原、纪念屈原。早在梁朝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和崇敬的对象,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屈原成了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一个符号。
然而,历来也有“标新立异”者提出不同意见,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扬雄说他“过于浮,蹈云天”,近代还有学者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离骚》中“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闻一多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即便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也“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他不仅仅“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宁是孤高与激烈”。
在闻一多的眼里,“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屈原是“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
在《史记》里,屈原是有宏大政治抱负和明确治国纲领的政治家。在他的辞赋作品中,也鲜明地透露出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主张。
在《离骚》中,他以商汤、夏禹、武丁、周文、齐桓的治世为理想,并以伊尹、皋陶、傅说、姜尚、宁戚的作为自比,又以夏启、后羿、夏桀“自纵”“逢殃”的史实作为反证,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将君王比作“灵修”,而将自己比作“蛾眉”。他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像商汤之与伊尹,夏禹之与皋陶,又如殷高宗与傅说,周文王与姜尚,齐桓公与宁戚,是灵君与美人“两美相合”的关系。
屈原的政治路线是内举贤能、彰明法度,外合诸侯、联齐孤秦。可惜君王不听从他的政治主张,灵修“不修”,反而听信谗言,令屈原深感“嘘郗”“郁邑”,哀“时之不当”。唏嘘哀叹之际,他又进行了一次“行吟之旅”,只不过这是在畅想之中一次十分壮美华丽的穿越时空的“行吟”。
在幽深莫测的内心争斗中,诗人的灵魂忽而升天漫游,忽而驰骋远古,在天上、地下“穿越”“求索”。既然现实中的君王不能助我实现政治抱负,那我只好神驰遐游,总能找到理想的归宿之所吧?
屈原以十分悲怆的笔触,却又十分狂放的热情和十分奇瑰的想象,书写了自己“香草”“美人”般的政治理想,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忧愤、矛盾、彷徨等复杂心绪。
屈原自比“美人”和“香草”,显然不是“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他要表达一种“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政治理想。然而,理想未能实现,连昔日的“芳草”,如今也变成“萧艾”,纷纷随波逐流,佞幸谄谀、专横跋扈之徒甚嚣尘上,“群贤”莫好修,美人独迟暮。
诗人最大的痛苦即在于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至此,屈原岂止是“露才扬己”“忿怼不容”,他不能实现“皇天无私阿”“民德焉错辅”的政治抱负,失望至极,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无怪乎闻一多先生说:“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政治理想一步步破灭的同时,他在精神上则一步步往“清”的高格上逼近,直至“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梁启超用“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感情”来概括屈原的人格,他认为屈原《九歌》中《山鬼》一篇,就是屈原用象征笔法描写自己人格。“若有美术家要画屈原,把这篇所写那山鬼的精神抽显出来,便成绝作。”
事实上,历代有不少艺术家绘制了屈原的肖像,今天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屈原雕像,或低头沉吟,或昂首问天,让屈原的精神形象化起来。在武汉东湖,有一座行吟阁,为纪念屈原曾行吟至此而建,阁前的屈原像,3米高的基座和3.6米高的全身雕塑,巍然而立,颇显凝重。
屈原流放的途中,“过夏首而西浮”。夏首为汉江汇入长江之处,据此,研究者认为屈原到过武汉。东湖为此还建有屈原纪念馆,每年端午这里也会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东湖龙舟赛十分激烈壮观,成为武汉市民缅怀屈原弘扬传统文化的载体。
屈原以其清高孤绝的秉性,正道直行的品格,浪漫华彩的想象,爱国忧思的情怀,影响了贾谊、司马迁,影响了陶渊明、李白,影响了苏轼、辛弃疾,也影响了梁启超、闻一多……实际上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影响了中国文学,影响了中国文化,也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
《离骚》与《诗经》并称,成为中国文学源头上双子星座。屈原以其惊采绝艳的文风,开创了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我们纪念屈原,当纪念他的精神、他的文学和他的千古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