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藏蒋琬带钩。

四川博物院藏蒋琬带钩上的铭文。

曹操高陵出土的龙形带钩。

　　三国吴铭文错金银铜带钩。

三国魏曹休墓出土鎏金铜带钩。

　　在成都武侯祠《大三国志展》中有三件带钩，分别来自魏、蜀、吴三国，其中魏国的鎏金铜带钩和吴国的铭文错金银铜带钩形制与有名的东汉“丙午神钩”相似，像出自同一“品牌”，实质代表了两汉时期带钩的主流样式。而四川博物院藏蜀汉大司马蒋琬的带钩，形制上有别于其他两件带钩，类似琵琶形。

小小带钩 彰显主人尊贵身份

　　蒋琬带钩，以青铜打造，整体形状像琵琶，钩头用于勾连革带一端，钩体起到固定革带另一端作用，钩体上有龙凤图案和五颗排列规整如五边形的星点，镶嵌的绿松石已脱落，钩柄较长，正面有北斗七星图案，点缀绿松石。钩柄两侧有汉隶铭文72字：
　　帝尧所作，钩无短长。前适自中，后适自傍。主以辟兵，天圆□（地）方。戴日报月，北斗列列，三昭在阙。旋□（玑）玉衡，□□宫卫，常保社稷。传于子孙，玉石金精。带敖四方，永无祸□（殃）。寿比山海，与天相望。
　　这是一段祈求吉祥的韵文，其中方框是不可辨识的文字，括号中为根据字句意义，参考固定用语和押韵，释补的文字。
　　带钩铭文托物言志，“北斗列列”和“旋玑玉衡”描述的是带钩上点缀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是指大熊座中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虞书》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政”就是七星，后人也用“璇玑”（又作旋玑、琁玑或璿玑）、“玉衡”指代北斗七星，前四星叫魁，后三星叫杓，《晋书·天文志》：“魁四星为琁玑，杓三星为玉衡。”古人认为北斗七星居于天庭的中心，围绕着帝星紫微星（北极星）旋转。“三昭”相当于三光，也就是前两句“戴日报月，北斗列列”中的日、月、星（北斗），“阙”指宫阙，“三昭在阙”，带钩上又铭刻龙、凤和北斗七星，这些都表明了主人居于蜀汉政治中心的高贵身份。
　　铭文以璇玑玉衡拱卫帝星为象征，与带钩主人执掌宫卫、常保社稷联系在一起，说明带钩主人的职责就是保卫宫廷、保卫政权。蒋琬被诸葛亮称赞为“社稷之器”，又是诸葛亮的继承者，官至蜀汉大将军、大司马（相当于丞相）。虽然这件带钩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绵阳蒋琬墓只是传闻，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铭文也没有明确指出带钩属于蒋琬，但从带钩暗示的主人身份推测，称其为蒋琬带钩，并非完全不靠谱。
　　蒋琬，字公琰，荆州零陵湘乡（今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人。他跟随刘备入蜀后，任广都（古县名，在今成都南）县长，在任什么事都不做，经常喝酒。一次喝醉后被刘备撞见，刘备大怒，要处死蒋琬，诸葛亮求情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蒋琬这才被免了死罪，但被罢去官职。不久，重新被启用。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刘禅即位，丞相诸葛亮开府治事，蒋琬被招入丞相府，担任东曹属官。继而晋升为丞相长史，相当于诸葛亮的幕僚长或秘书长。诸葛亮数次北伐，蒋琬保障了后方兵粮供给，从不打半点折扣，深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每次北伐前，都会向后主预留遗嘱，密奏中总是少不了一句“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蒋）琬”。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成为诸葛亮继任者。当时，蜀汉带丧，大家都战战兢兢，蒋琬出类拔萃，不喜不忧，举止自若，像平日一样，展现了宰辅的风度和气度，于是众望所归。蜀汉延熙元年（238年），蒋琬屯住汉中，又开府治事，加官大司马。
　　一般认为，蒋琬如萧规曹随般保守地继承了诸葛亮遗志，可说“克遵画一”，其实蒋琬也曾试图改变诸葛亮的进攻策略，“（蒋）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为此，蒋琬还大造舟船，计划袭击魏国魏兴、上庸二郡，只是因旧病复发作罢。众武将又反对水路东进的战略，蒋琬综合考虑自己的病况，决定把驻地从汉中回迁涪县（今绵阳市涪城区），在他看来，“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延熙七年（244年），蒋琬病情加剧，让费祎分担了益州刺史一职。延熙九年（246年），蒋琬为蜀汉政权和蜀地百姓鞠躬尽瘁，在涪县病逝于大司马任上，结束了夙兴夜寐、废寝忘食的一生。

带钩历史悠久 造型寓意吉祥

　　带钩在我国历史中源远流长，从蒋琬带钩铭文可知，带钩相传为尧帝发明。我国考古中发现的最早带钩，是出土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中的一件玉带钩，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带钩兴盛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魏晋时期逐渐衰落，被带扣取代。
　　带钩，是古人腰带的带扣，或腰带上悬挂金玉饰品的挂钩。带钩最初称“钩”，根据考古发现的带钩，铭文上也多自称为“钩”，蒋琬带钩铭文“钩无短长”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带钩”一词首见于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在争夺君位过程中，曾被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射了一箭，“射中小白带钩”，是带钩救了齐桓公一命。所以，蒋琬带钩铭文称“主以辟兵”，就是说带钩可以防避兵器伤害。
　　《淮南子·氾论训》记载：“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意思是孔子连齐景公送他的廪丘封邑都推辞不受，当然也不会盗窃小刀、带钩之类的小物件。《庄子·知北游》记载了一位八十岁的“捶钩者”，说他从二十岁开始专一做一件事，就是锻造带钩，除了带钩，其他东西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
　　《庄子·胠箧》又记载“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说是以一国之大反衬一件带钩之小，讽刺当时社会不公，诸侯实为窃国大盗，但也说明王公贵族们一件精美的带钩，确实价值不菲，偷盗会构成死罪。
　　战国时期，带钩基本成型，一件带钩分为钩首、钩身和钩钮三部分，工艺手法复杂，纹饰多样。秦汉时期，带钩发展到鼎盛，钩首、钩身上鸟兽虫鱼各种动物形象被广泛使用，要么是寓意美好的祥瑞之物，要么是镇邪压祟的凶暴之物。
　　《淮南子》称，“满堂之座，视钩各异”，可见带钩样式丰富，因主人身份而异。带钩的名目繁多，如胥纰、犀毗、师比、犀比、鲜卑等，都是一个意思，《史记·匈奴列传》“索隐”称“‘胥’‘犀’与‘师’并相近，而说各异耳”。《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
　　《史记》“索隐”还引用张晏的说法：“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钩络带，是有带钩的腰带。扬雄《方言》称，“钩，宋楚陈魏之间谓之鹿觡，或谓之钩格”，则鹿觡、钩格、郭落，都是指钩络带。钩络带带钩上一般雕刻有各种瑞兽，人们就以瑞兽名如鲜卑、犀毗、师比之类代指带钩。

源于古代少数民族 后演变为装饰物

　　魏国的鎏金铜带钩和吴国的铭文错金银铜带钩，形制与吉林榆树、河北满城、南京西岗、重庆云阳等地出土的带钩近似，可以统称为神人手抱鱼带钩，这类带钩钩首是鸟头，口中含珠，钩尾如花朵，有花蕊和花瓣，钩身是一鸟首人身的怪物，长着一对竖立的长耳，背部有一对伸展的翅膀，怪物双手抱鱼，脚踩一只类似蟾蜍的动物，周围有水波纹。带钩通体或错金或鎏金，钩身背部一般有铭文。
　　根据专家解读，这类带钩上的神人就是《山海经》中的“驩头”（或驩兜）。《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huān）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山海经·海外南经》：“讙（huān）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另外，《山海经·大荒南经》还有一人叫“张宏”，也与驩头类似：“有人曰张宏，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宏之国，食鱼，使四鸟。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驩头的原型则是凶鸟鸱鸮，又称枭，即猫头鹰。
　　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的此类带钩看，铭文多为吉祥语，如“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丙午钩，口含珠，手抱鱼”“锡尔金钩，且公且侯”等，这些吉祥语多为韵文，“鱼”“珠”的上古音都与“侯”谐音，“钩”“鱼”“珠”“侯”都押韵，寓意高升封侯。手抱白鱼，出自《史记·周本纪》，武王伐纣，“白鱼跃入王舟中”，寓意吉兆。需要注意，古代带钩、铜镜等器物的铭文上常见的“丙午”“五月丙午”等字，并非实际的铸造年月，而是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盛行的反映。古人认为，锻铸金属需要火，火月火日火时最适宜锻铸。五月火正，丙、午属火，刻在器物上，类似于神力加持，锻铸的器物会带来吉祥。
　　按照《史记》《汉书》等文献注疏，带钩似乎出自东胡少数民族，在汉代达到鼎盛，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又因为民族融合，游牧民族马具束带上的带扣逐渐取代带钩，被人们用于服饰上，宽衣博带的服饰风格也加剧了带钩式微，到了元明清三代，流传下来的带钩数量很多，造型奇巧精美，其实已从实用器物演变为赏玩的装饰物。
　　封面新闻记者文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