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
　　在四川省档案馆编辑的一份史料中，记录了李庄乡绅集体为同济大学出头、要求政府当局让出房产的事：“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
　　有了乡绅及民众的付出，名不见经传的古镇李庄，迅速与重庆、成都、昆明齐名，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延续生机。据说在当时，一封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邮递员就会准确无误地送达目的地。四川李庄，因此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庇佑学人不废研求

　　一代才女林徽因于1940年冬天，带着年迈的母亲和一对儿女，辗转来到李庄。林徽因一家的逃亡故事，只是当时庞大难民群中的一个缩影，死亡如同乌云笼罩头顶，炸弹追逐着人们仓皇的脚步，枪炮炸碎了人们原本拥有的幸福。
　　李庄人对幸福的理解，刻在小镇望族张家祠墙角的石雕上，一壶酒、一块肉，包裹着“福”字。可惜林徽因是在最艰难的抗战岁月来到这里，与李庄百姓以及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已无缘去“享福”。战火纷飞，物价上涨，区区薄薪，完全应付不了生活所需。困窘之极时，梁思成只好去宜宾，当掉自己心爱的派克钢笔与手表，换来两条草鱼。他不减幽默，与林徽因开玩笑说：“这块手表红烧了吧，这支钢笔清炖了吧！”
　　在千疮百孔的生活当中，怎样让肉身活下去，也变成了一场战役，而且这战役耗时颇长，不仅仅需要一时的蛮勇，还需要持久的耐性。
　　抗战的岁月，生活拮据，学者们捉襟见肘，纷纷向当地百姓学习养鸡种菜。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内，至今还保留着一片菜地，年年岁岁，种子破土，依旧盎然着绿意与生机。望着这些蔬菜，犹如隔着悠长的时间隧道，屏神静气地去凝视，菜地那一端仿佛还站着手持葫芦瓢浇水的长衫学者。
　　历史与现实交织，事业与生活缠绕，原来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精神都能支撑人的信念不倒，而温饱的追求，又牢牢维系了精神的大厦之基。大时代风刀霜剑的逼迫和摧折，成为炼就人们坚强意志的磨刀石。
　　在李庄安顿下来，每当夜幕降临，梁氏夫妇就借着菜油灯的微弱灯光，弓着背脊，认真书写《中国建筑史》。
　　迁徙李庄的学者们，都在见缝插针地著书立说。当生命遭到威胁，活着的每一刻都与危机共存，反而让人静下心来，拼命抓住手里能把握的光阴，和时间争抢，与日子赛跑。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那就过好今天的分分秒秒，即便卧病在床，也争分夺秒，不愿为“活着”留下遗憾。
　　林徽因的肺病反复发作，严重到了无法下地的境况。她只能每天靠在被子上，在病榻前堆积起了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
　　如果林徽因不遭遇这场战争，她留给人们的印象，也许是徐志摩念念至死的“白月光”，或“太太客厅”中雍容华贵的女主人，但战争彻底颠覆了她的生活轨迹，也重塑了她的人生。她与当年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残酷的战火中，目光渐渐如水也如刀，变得更加勇敢坚定。
　　远在美国的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林徽因的好友，苦劝她去美国治疗和工作。林徽因慨然道：“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与祖国共存亡”，已经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精神力量，这些知识分子，将自己视为李庄的一株青竹，根须深深地埋进泥土，不愿移挪。
　　李约瑟博士在1940年夏天来到李庄，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留欧归来的童第周博士。李约瑟完全无法理解，童第周只能借助一台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陈旧显微镜做实验，却发表了数篇引起世界生物学家高度重视的学术论文。李约瑟说，“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偏僻的山村任教？”童第周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中国人嘛。”
　　林徽因也好，童第周也好，当时留在李庄赫赫有名的学者，他们身怀绝学，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炮火连天的祖国，但都毫不犹疑地选择留下来，留在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留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以一个知识分子的隐忍和坚持，守护与陪伴苦难深重的祖国，以自己艰难的治学和科研，献上最炙热的赤子之心。
　　1945年，古史学家董作宾耗费多年心血的《殷历谱》在李庄出版，这是一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就着菜油灯，用砖头支腿的木桌，学者们依然做出了惊艳世界的研究。如今叩访李庄，壁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
　　这是被炮火激发出来的勇气，但并非是转折或突变，这种勇敢和顽强的信念，其实一直都刻印在学者的魂里命里，骨里血里。“轻生死，重信诺”，中国文化人有着竹子一般的高洁和正直，几千年的铮铮傲骨，几千年的不畏强暴，是最好的文化遗传。“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诗中的竹，是李庄这群精英学者的真实写照。

默默守护国之精英

　　竹子高洁修长而秀于林，可竹从无“排外之心”，与其他树木杂伴而生，同展生机，共沐日月，分享雨露。
　　在和平年代，科学与文化大家们可以从容沉浸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中，似乎与基层群众隔开了一段距离。当战火弥漫，高等学府真正“走入民间”，他们和不通文墨的百姓之间，朝夕相处，声息相闻，找到了新的共处模式。这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宽仁大度，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充分尊重他者。
　　史语所迁来李庄时，带来的上千箱物资中，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青铜和陶器。由于上山路陡，挑夫不小心摔了一跤，人头骨从箱子里滚了出来。挑夫见到“死人头”，怀疑史语所是“开黑店的”，内心惊惶不知所措。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围在花坛处做人体解剖实验，恰被修缮房顶的泥瓦匠看到，吓得魂不附体。
　　当地居民与外来学者之间有着迥然相异的思维方式，生命个体的平等对话显出了阻滞和隔膜。
　　倘若任由这种情形发展，百姓会一直生活在惶恐惧怕之中。专家学者们仔细商议，决定搞一次科普展。挂图一目了然，专家现场作深入浅出的耐心讲解，为老百姓普及相关知识，拓展了他们的眼界，消除了他们的误解。
　　“客人”与李庄人的关系，从来不是油和水，而是一滴水，找到了另一滴水。在贫寒的战时岁月中，人们共同分担着悲苦和欢乐，也从对方身上，寻找和借鉴闪光之处。
　　学者们心甘情愿留在李庄，教书育人，致力学问。接纳了他们的李庄，面对这群文化人时，开始有几分隔阂，只敢屏气凝神地抬头仰望。随着双方感情渐深，学者的博学多才、专注执着的治学精神也渐渐影响了李庄，李庄人也愿意去靠近，去学习，去了解，去懂得。
　　细流汇集长江，不舍昼夜，奔涌向前，李庄人与长江相依相伴千年，早已有了长江宽宏的胸襟。李庄的美好，在于它的仁厚，在“文化精英”与“下里巴人”相处的六年时间，不同的思潮一次次碰撞，即使挑战了李庄人的固有认知，但他们在认真思考与分析后，从不固守陈规。
　　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让人痛恨又无可奈何的痹病，同济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来是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有带毒的氯化钡，才导致了川南人谈之色变的“麻脚瘟”。从此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同济医学院师生为李庄人民带来了更加科学、卫生的生活方式。
　　同济大学带来的现代文明，促使这个古老小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庄古镇亮起了第一盏电灯，比县城还要早十多年。这是文明的礼遇，促进了李庄的现代化进程。
　　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参军报国。当时同济大学全校总人数2423人，有师生700人报名，学生实际从军364人，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一。
　　国家危急，时局动荡，个人命运也处于风雨飘摇中。知识分子落地李庄，在边陲小镇刻苦学业，以对知识和科学的信仰来保家卫国；学生装换戎装，走上战场，用毕生所学抵挡强敌，是发自内心的忠贞选择。
　　李庄默默守护着学术精英，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没有战火硝烟的自由天地；李庄也默默凝望走向军队的年轻人，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绵长浩大的勇气。
　　学术精英与川南乡民和平共处、共克时艰，谱就了一段传世佳话。这是属于长江的洒脱，这是属于修竹的品格，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大爱情怀。
　　如今的李庄，还保留着旧时的几分模样，炊烟在屋顶缭绕，紫与红的牵牛花探出了竹篱笆。一些老人坐在院墙前，注视脚下的江水，几片薄云歇在他们的头顶，日子仿佛是一幅剪影，能从过去直接粘贴到现在。但生于平稳繁荣的盛世，所有的恬淡都有了归处，所有的从容都注定会被珍惜，今天的好日子，令人心悦。
　　宜宾另外一段文化抗战史，发生在距离李庄几十公里，人称“万里长江第一县”的江安。

此心安处是江安

　　浪花翻滚奔涌，逶迤向前，长江自西向东穿过江安这座小城。
　　江水不竭，在长江与淯江汇流处的古崖上，有一座始建于东晋穆帝永和二年的古镇，它就是江安古镇，现为宜宾江安县城。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长江水路连接了四川“天府之国”与江南“人间天堂”的便捷通道。江安位于黄金通道的一个节点，向世人展示着鲜明的江城底色。
　　江安盛产楠竹，登高远眺，遍山苍翠，竹影萧萧，清幽雅致。上世纪80年代，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回到魂牵梦萦的“人生第二故乡”江安，难抑激动挥毫写下诗句：“长江一线意情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
　　四十四年前的一段缘分，竟让吴祖光念念难忘。当我们掀开“历史旧迹”时，也将时光推回到了炮火硝烟的抗战时期。
　　1939年4月，成立不到四年的戏剧专科学校，为躲避战乱，自南京溯江而上，辗转长沙、重庆，最终随着长江之水，迁入江安。江安，为这群颠沛流离的剧专师生提供了长达六年的安稳办学期。
　　江安产竹，也善于“用竹”，江安竹簧兴盛于明正德年间，曾于1915年漂洋过海，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江安这座小城，看似偏远，实则拥有便利的水运交通，信息并不闭塞，荣誉曾通达西方，江安特产惊艳过世界。
　　生长在楠竹的海洋之中，自幼与竹相亲，江安人身上秉承了竹之特性：清华其外、澹泊其中。这种个性，又与剧校的授课风格有着奇妙的相似相近之处。
　　剧校校长余上沅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执掌校园，知识与专业能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尊重。当时要教授一门刚刚引入中国不久的西方艺术，课程既没有以往经验作参考，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本，剧校的教学，更多依赖于教师们的个人理解和创造。
　　余上沅给予年轻教师的“自由”何其珍贵。这一群人，如同暗夜行路，难以辨认脚下是坦途还是坎坷，又似踩水过河，未知河水深浅，不明脚下是滑石还是泥污。余上沅却有勇气让大家放胆尝试，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颗勇于探索之心。
　　当我们迈入昔日剧专旧址，站在泛黄的手稿褪色的照片之前，想着余上沅的大胆创新，作为一个隔着时代洪流、同样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也不由得赞叹他的非凡勇气。照本宣科、规行矩步，自然比变革与鼎新轻松许多，但余上沅为何会在一座长江边城，拥有对麾下教师“无为而治”的信心，任由他们去改革去创造呢？
　　江安的安静之中，藏着激流，余上沅的自由之下，藏着严谨。一个人、一所学校、一座城的相遇，看似轻巧的偶然，不经意的安排，内里却布满了命运草灰蛇线的点滴际遇。
　　这是一场时间与空间的伟大“相遇”，如同彗星与木星交汇的刹那，出现灿烂景象，在其后岁月，依然不断延续着独特的光芒。距离抗战已过去数十年，走上这片土地，至今能见到当初痕迹。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屋、桌椅、学生作业、大师批阅……勤勉的先辈，躬身于一盏灯火摇曳的油灯前，书写着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与依恋。斗转星移，当我们来到同一个地方，共享同一个空间，隔着时间的距离，依然能感受这份激荡的情愫。
　　中国艺术精英与江安的遇见，是抗战那段血色斑驳的日子中，一抹温暖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