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

　　曹禺在江安的一段生活，是他生命中永远难忘的历史记忆。
　　抗日战争的流亡途中，年轻的曹禺站在船头，望着浩渺的长江，思绪万千。他后来在书信中回溯了这段难忘的往事：“我执教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师生逃亡去长沙、重庆的路上，我敲着大锣在前面开道，一路唱遍了长江、湘江、嘉陵江、金沙江的水。”

宁静县城诞生多部名剧

　　曹禺来到江安，是国难之下的无奈选择，但他仍能以一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唱遍众江水”，也许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从大城市一路辗转流亡，曹禺并未有太多的哀切悲伤，即使炮火轰炸不歇，他依旧选择将自己的重心，放在挚爱的艺术上。
　　张逸生曾是剧专学生，他上曹禺的表演实习课，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精益求精”。曹禺要求演员并不只是做做模仿动作，他需要学生找到一种超越现实的“舞台真实感”。
　　于是，江安成为剧专师生们“零距离观察生活”的绝佳场所。“到人民中去”，不再是一句空洞口号，他们用自己的点滴行为，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观察事物累积灵感，曹禺常去江安的谯楼喝茶，从茶客的言谈举止中揣摩他们的职业与身份，将观察所得及时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在江安的日子里，曹禺不断将他听到看到的用心感受，融于所编剧本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和戏剧情节。
　　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老舍，因为父亲早亡家境贫寒，“刚懂得一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艰难的成长环境，反而令他一生都真切地懂得“苦人儿”的世界，并以此写下不少经典作品。当真正的艺术家被命运投入困苦的生活中，他们反而能从厚沉的苦涩中，抽离出艺术的丝，织成华贵锦缎。
　　在江安这座宁静的县城，曹禺迎来了又一次创作高峰，《北京人》《蜕变》《正在想》等作品相继问世，《家》的改编也酝酿成熟。曹禺在四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深情地写道：“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永远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哺育之恩。”
　　曹禺称江安“人杰地灵”。江安和曹禺，在独特的时空邂逅，又彼此成全。若无“地灵”，哪有“人杰”？同样，如果没有一批声名赫赫的“人杰”，江安永远只是一个淡然沉静的长江边城，无缘触摸到当时中国艺术史上的顶尖人物，也不会与他们发生命运的勾连。
　　若说江安有什么让曹禺觉得不快的东西，莫过于耗子了。这里的耗子个头大，数量多，无孔不入，破坏性极强，常将曹禺放在抽屉里的剧本咬得粉碎。可即使是让曹禺痛恨不已的耗子，后来也被他巧妙地写进戏里，《北京人》演出时，一有耗子的台词出现，总能引起极富“喜剧味”的舞台效果。江安带给曹禺的苦乐是那么深刻，他像一个天真的孩童般，用心去体验和感受，转化为自己的创作。
　　人有竹之骨，竹有人之心。江安的翠竹无论生长在峰岭还是沟壑，不管是高山还是平原，都能顽强存活，守着无边寂寞，经受风霜雪雨，始终无怨无悔。在江安的艺术家们，即便在动荡不安的土地上，也如翠竹一样扎根泥土，开出文化艺术的锦绣繁花。
　　中国十四年抗战，高校多次迁徙，学者浪迹天涯。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史，在这期间，却诞生了那么多伟大而经典的作品。华夏精英们在偏远的角落奋笔疾书，完成一生之中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我们回眸这段历史时，有多痛楚就有多坚强，有多悲怆就有多壮烈。

长江为魂竹为骨

　　长江的边城江安，艺术家们用自己“文化抗战”的方式，应和长江巨浪，唱出了一个时代铿锵的声音。
　　当年，在江安剧专的教师团队中，吴祖光是最年轻的一位。日军全面侵华让中国满目疮痍，轰炸机时常在江安县城的上空飞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吴祖光以爱国名士文天祥为原型，伏案创作了《正气歌》。
　　有人曾说过，假如戏剧没有脊梁，就难以塑造顶天立地的中华山魂；假如戏剧没有热血，就难以塑造澎湃万里的中国海魂。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正是有了以吴祖光为代表的一批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戏剧人，中国的戏剧才有了自己的灵魂，激励着后来者塑造出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之魂。
　　“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生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深切地爱着祖国，总是将国家的祸福，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江安的剧专人，他们是佩戴别样枪炮的“战士”，自觉拿起手中的笔，或通过舞台上真挚刻骨的表演，向更多的人宣扬爱国理想。
　　倘若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准确找寻到当日的坐标。热血奔腾的剧专人，在江安洒下清晨第一缕阳光时，开始练发声、讲台词，他们像枝头辛勤的鸟儿，将江安人从睡梦中唤醒。
　　曾经的江安淡然宁静，当它首肯了相遇，应承了接纳，抗战历史的重要一页，从此被记载，被怀念，被传唱。不经意间，它将地域的记忆，与整个民族的记忆紧密相连，与整个中国的抗战史唇齿相依。
　　长江翻滚，逝水不休，满山翠竹，风雨昂首。江安枕其江声，享其竹韵，独特的外物环境，熏染出“长江为魂竹为骨”的地域特性。
　　当我们再度走上川南大地，过往的人文记忆历历在目，依旧激动人心。那些早已湮没于历史风烟的旧迹让我们明白，不晓过往，哪知今夕？倘若一个人不知自己的来处，面对的将是空白与迷雾，失去了伫立天地的根基。我们需要一次次叩访这块土地的灵魂，去阅读和聆听，去了解和懂得。
　　因为种种原因，剧专90%的建筑已被拆除，目前保留的仅仅是当年剧专的门庭。2017年，江安决定恢复剧专旧址，目前，修复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未来它将被打造为中国戏剧艺术博物馆。
　　可喜的是，江安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或修复旧物，或书写传承，或复兴话剧。这也许是面对历史风云，最深的领悟，最好的纪念。

莎翁名剧在中国的首演地

　　走进剧专现存旧址，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在时间中静默不语，成为记忆中一颗颗晶莹的珠子。谁都知道，当沙砾进入贝壳，注定是一场艰难、漫长而疼痛不已的孕育。昔日的长江边城，外来的现代艺术，旧和新，东方和西方，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开始了一次次碰撞与交融，却终究走上一条奇妙的艺术之旅。
　　当时许多人对演剧这一行还有一定歧视，把演剧视为“玩物”。在中国许多繁华城市，人们都尚未接受话剧这种新兴艺术，在江安这座川南小城，民众能具备“看剧”的兴趣吗？
　　江安的开阔胸怀，消除了剧专师生的忐忑。
　　20世纪40年代，偏居西南的小城忽然迸发出耀眼光芒，《哈姆雷特》的中国首演，在江安文庙的舞台上，献出了新声。
　　1942年6月，当灯光照射着的哈姆雷特从幽深的大成殿中走出，这出戏终于和背着背篓、打着赤脚的江安百姓见面了。公演当天下着小雨，可江安县城万人空巷，人们打着油布伞，拥簇着站在雨中，不顾路面湿滑，安静地感受世界名剧的魅力。
　　话剧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吗？江安百姓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它同样适合普罗大众。战火蔓延，让剧专无奈迁徙，却在川南小城找到了艺术苦苦叩求的答案。这是时间与空间的机缘，鲜花和稻粮的相遇。让人懂得，在真正的大美和大善面前，壁垒能够打破；在国难面前，人们原本就应血脉相连。
　　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剧专的到来，无异于给小城江安带去澎湃的激情、崭新的气象。年轻学子在江安恣意书写自己的青春，国难当头，他们用绵薄的一己之力，对这片土地倾注热爱。同样，江安也回馈了他们热烈真挚的感情。
　　淳朴的江安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感动着剧专人。
　　学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辛，主食吃一种被他们戏称为“八宝饭”的东西，其实是指米中含有泥土、谷子、稗子、碎石、老鼠屎等，杂混如“八宝”；喝的是十几根豆芽煮的一大木桶“豆芽清汤”；八个人仅围着一碟干萝卜下饭。余上沅看了心疼不已，他和教师商量，决定以“凭物看戏”的方式，稍微改善一下学生的生活。
　　当时全中国都受战争所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艰辛不堪，他们愿意用实在的物品，换来一饱“眼福”吗？再者，这是“用物质换精神”了，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愿意如此从事，可江安百姓都挣扎在各自的生活里，他们会支持这种行为吗？余上沅和大家一样心里没有底。
　　到了周日，来看演出的观众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奇特物资。有人带来鸡蛋、鸭蛋、萝卜、青菜，有人带来了自编的草鞋，还有人牵着一头羊、一头猪过来，贴着红纸红布条，以庆祝演出顺利。
　　城中有户李姓人家，经营着小小的杂货店，只要一有演出，一家人便会热情地买戏票。他们主动借出家里的东西给剧专演出，有时杂货店的物品借多了，甚至还会让店铺停业休息几天。遇到“凭物看戏”时，一家三口换上新衣，端上三大屉热气腾腾的肉包子，送到后台以示庆贺。
　　剧专师生们没有想到，江安蕴藏着对话剧这么纯净执着的热爱。“凭物看戏”的一枚鸡蛋、一双草鞋，都是困窘时期物质的温暖支援。几十年后，当老江安人仍旧津津乐道斯时某个角色在舞台上的精湛演出，这已上升到“知己”的认知高度。
　　如果说在颠沛流离漂泊不定中，江安无私伸出援手，代表了“同为中国人，四海皆兄弟”的友爱互助，是对五千年传统礼仪的继承。当剧专在江安搭台演出，将一幕幕东西方故事搬上舞台时，江安迅速接受并衷心喜爱，却是精神上更为难得的接纳。江安对于剧专的“落地办学”，是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江安也陶冶了自身情操，滋润了文化生活。
　　学界大师已经走向岁月的深处，渐渐湮没了身影，昔时人文精神在时间的河流中被反复磨洗，雕琢得玉石有光，通达圆润。他们曾经的伤口已经结疤，泪眼回眸，一种坚韧的力量，贯通了过去与现在。
　　长江边城，翠竹摇曳，李庄和江安的抗战传奇，描摹出了一个坚韧不屈、屹立东方的中国故事，在历史的漩涡中，久久传唱，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