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留过踪,乾隆帝用过心……
莲池书院中万卷楼匾。王文华摄
乾隆帝画像
李卫画像
乾隆曾说:“予向爱吟咏,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他追求的不是艺术,诗是他记录历史、表明态度的方式。为莲池创作的诗中就反映书院情况和相关政务,表达对教育和行政的看法。称不上好诗,但有史料价值。比如《莲池书院·五古》对书院办学宗旨和培养方式、目标提出要求,勉励学生作“君子儒”。
乾隆时,有些督抚用“书气未除”“书生不能胜任”等贬抑下属,乾隆却不认可,申斥道:“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若以书生为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至于‘书气’二字尤其贵,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
200多年之后,读之仍感舒适,颇为天下读书人解气。肯定“书气”,倡导“君子儒”,重视书院建设,都体现乾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但他对书及书院的重视,主要是政治教化需要。他有“书气”,也有戾气。江苏华亭人蔡显作《闻渔闲闲录》抄了句前人写紫牡丹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震怒,蔡显斩立决,其子斩监候,门人及刻印、贩卖此书者均被判刑。乾隆一朝制造文字狱上百起,许多读书人因文获罪、因书获罪,轻则杖责流放,重则砍头凌迟。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书气”和戾气,推崇与峻责,其实都出于皇帝对书和读书人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要确保其为统治所用而不是相反。
从莲池书院到直隶总督署200多米,可步行连续游览,总督署内宅是按曾国藩在任时的样子陈设。时下曾国藩是热点人物,写他的书籍不知凡几,翻阅认可度较高的几部作品,在表述曾国藩督直上用的笔墨都不多,鲜有提及莲池书院。
《莲池书院研究》一书中收录了两篇介绍曾国藩与莲池书院的文章,内容充实,不过有一篇中称“上任伊始,他并没有像以往总督那样直接入住总督署内宅,而是破天荒地直接寓居莲池书院中办公,这在中国历代官员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充分表明了其振兴保定府乃至直隶文教的明确态度和追求。”依据的是事实,解读稍显勉强,曾国藩到任时先在莲池住了16天,当时前任官文尚未离开,莲池有公馆(宾馆),过渡一下应属正常,不过他在“振兴保定府乃至直隶文教”上,确有“明确态度和追求”。
曾国藩督直两年两个月,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他殚精竭虑整肃吏治、兴办练军、防杜水患,还是因处置天津教案谤议丛集、怅然去职。在这样背景下,曾国藩仍然在莲池书院花费了许多心血,重铸莲池学风,复兴直隶文教,给莲池书院发展和北方学术流变带来深远影响。
莲池书院存续170年,历59位直隶总督(含署理、护理)。曾国藩之前,李卫、方观承等在书院上做了不少功课。
李卫就是电视剧《李卫当官》中徐峥演的那个李卫,剧情多属杜撰,李卫实有其人。《清史稿》载:“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入赀指花钱捐官,李卫并非电视剧所演的那样出身低微,靠偶然结识皇子当上官,他是富家子弟,能“拼爹”。
李卫入仕靠银子,升职靠的是才干。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化建设很用心。建省会书院上谕下达时,他正在海边救灾,回任立即选址,次月开工,4个月建成。雍正指令拨付一千两银子建书院,不够,李卫捐献自己的养廉银补足。
方观承属桐城方氏,任内不仅打造十二景给莲池带来外部变化,还延揽名师加强书院内部建设。他请来曾入上书房教皇子读书的汪师韩任莲池书院山长(院长),当时已建起“2.0版”万卷楼,但当年贾辅豪情劫掠的数万卷书早不知所终,汪师韩向方观承提出申请,得到特别拨款购置书籍。
曾国藩督直期间日理万机,但他一直倾心关注书、读书人和莲池书院,且笔耕不辍。
据《曾国藩日记》载,1869年正月二十七中午入住莲池,即“周览公馆中名胜”,下午4点出门,到莲池书院山长李嘉端处“久坐,傍夕归”,在轿中、在灯下都重读《左传》。
李嘉端与曾国藩像同打一种“通关游戏”:中举、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任乡试主考官、授侍郎、与太平军作战。一 开始李每次都比曾“过关”早,曾中举时,李已任乡试主考官,但1852年李嘉端任安徽巡抚,与太平军作战不力被革职,1853年起曾国藩率湘军和太平军作战,1864年功成。
上任后曾国藩又多次找李嘉端谈,不只是叙旧,李嘉端工作上又出事了。这年五月十三,莲池书院一次考试中,许多学生不交卷还一哄而散。次日中午,曾国藩找李嘉端谈此事。几天后,曾国藩亲自到书院,重新组织考试。
当官时李嘉端就有“铁大人”之称,认真,执教后不改本性,称“讲席之位,同气所关,若草草了事,必贻误众生。”奈何众生往往不领情,“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李嘉端大概递了辞呈,六月初十曾国藩给黄倬的信中说,李嘉端“近因与士子不甚相洽,欲离此席。”托黄倬寻访继任者,要求“本领既须超越时流,教人又须殷勤耐烦”。
之后半年多,曾国藩又托朱学勤、吴廷栋等人寻访,最后选定直隶新城(今保定高碑店)人王振纲继任。王振纲和曾国藩同年,会试时王振纲第一,曾国藩第38名,殿试时王振纲将“衹”字读错音(本平声读成上声),按纪律只能归班(待岗)。他就此在家治学侍奉双亲,在保定很有威望。曾国藩认为“虽非满意之选,而乡望素孚,当免讥议。”
除了选山长,还要出考试题。莲池书院考试分师课和官课,官课是由地方官员负责出题主考,包括直隶总督。曾国藩到任后第15天的深夜,“因明日考书院,将出题目,沉吟良久。”之后几天又在组织考试和阅卷上花了不少时间。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曾国藩予以接见慰勉。
了解莲池书院后,曾国藩对当时直隶学风不以为然,同年七月初二他写给李鸿裔信中说“此间士风稍陋”,之后在烦冗中抽时间写了三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对直隶地方风气和学术氛围进行分析批评,秉承儒学传统结合时代趋势,提出要改化学风经世致用,要求学子们引领风气之变。
曾国藩这些努力,是行皇帝要求的“化导士子之职”,更是尽儒者本分。今人多对曾国藩修身、事功以至识人等感兴趣,这些是“术”,他的“道”想是在巨变中传续光大儒学。“对于一百年(1840年-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来说,处于开端初期的曾国藩的一生活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用一个词概括:近代儒宗。”(引自林乾、迟云飞《曾国藩大传》)
在直隶总督署可以看到所有总督的记录,在莲池书院找不到历任山长的名单。柴汝新说,在1900年的变乱中,书院资料毁损,经努力目前只梳理出14位山长,不全。
不过从曾国藩到任开始,每位山长任职时间清楚,遴选过程能追溯,教学理念和业绩可查阅。大概是相隔时间相对短,且曾国藩等勤于著述,作品流传广,即使莲池书院里无记录,他们与书院的情况也可查询。继曾国藩督直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对莲池书院,李继承了曾的办学理念并加以创新。
1877年,王振纲在莲池书院去世,李鸿章请黄彭年接任。1882年,黄彭年出任地方官,请来张裕钊。1888年9月,张裕钊离开,1889年2月,吴汝纶到任,一直任职到1902年。张裕钊和吴汝纶都属“曾门四弟子”,他们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教学治学理念具体化。莲池书院的“教案”,既强调古文,也引入西学,成为晚清全国书院翘楚、学术文化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