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行乐图》清

康熙画像。

　　

□向敬之

　　王熙这个人，大家只要想到那道顺治罪己诏，就不陌生了。
　　《清史稿·王熙传》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病危，特召王熙至养心殿撰写遗诏。王熙伏地饮泣，不能下笔。顺治帝勉励他抑制哀痛，就在御榻前草拟第一条进呈。
　　后来，王熙奏请移到乾清门撰拟，进呈余文，都获得批准。当晚，顺治帝驾崩。
　　王熙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加礼部尚书衔。能够将遗诏一挥而就，证明他非常明白顺治以及当时的政治需要。

受顺治帝赏识草拟遗诏

　　王熙是顺治四年的进士，入选顺治帝第一批日讲官，很得皇帝欢心。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七月晋升弘文院学士。其父王崇简，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被举荐仕清后不断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此时正为国史院学士。父子双学士，堪为佳话。
　　对此，顺治帝高兴地说“父子同官，古今所罕”（《清史稿·王熙传》），命王熙为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充武会试正考官，擢礼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王熙到景运门内值班。
　　清太宗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清代词臣始有“入承儤直”之制，顺治亲政后多次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直。
　　王熙入直前，顺治特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往代原有成例。今欲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翰林院职掌》）
　　五个月后，王熙加礼部尚书，再次与其父同官。此时的王熙，刚过而立之年。他勤于职任，成了顺治帝晚年最赏识的汉臣。他所代笔的顺治罪己诏，究竟是顺治帝的临终遗言，还是四辅臣（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受顾命奉幼帝玄烨嗣承大统，为四辅政大臣）授意而为之？当存疑。毕竟皇帝死了，按最新约定的政治规定，四辅臣要集体商议出一个章程，报孝庄太后拍板。
　　要直指大行皇帝的是是非非，非皇家最高身份孝庄太后签字不成，否则，四辅臣想治顺治一个崇汉抑满的原则性大罪，就是谋逆。
　　孝庄丧子心痛，但顺治毕竟早已触犯了以她为首的权贵阶层的根本利益。于是乎，王熙只能奉命直书，亦是泣血而书，在所谓顺治罪己诏（亦是遗诏）中大肆责备大行皇帝“渐习汉俗”（《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不遵旧制，重用汉臣而“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对明朝“偏用文臣”“委用宦寺”亡国而“不以为戒”……林林总总的十四宗大罪，历数他背叛祖宗崇满抑汉的既定国策，险些葬送太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没有一条涉及他的历史功绩和政治作为。自责的文字很刻薄。

遗诏有妥协造作之嫌

　　王熙奉谕书写遗诏一事，《清世祖实录》不曾提及，只是强调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臣，“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倒是《王熙自订年谱》中，对此次受命草诏之事，写得很详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夜三鼓，王熙奉诏见驾，到养心殿请安。顺治帝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命王熙在榻前书写。
　　当时的内阁有十一名大学士，即中和殿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冯铨，保和殿大学士额色黑、成克巩，武英殿大学士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文渊阁大学士卫周祚，东阁大学士李霨，以及管户部尚书事的原秘书院大学士车克。车克奉命与安南将军宗室罗托率师驻福建，防郑成功；金之俊在吴江老家，傅以渐在聊城老家休假，洪承畴目疾加剧在家调理。另外七人，都在内阁办差。然而，顺治却只召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
　　顺治帝的解释是：“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王熙自订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百一十四册）王熙“泣不能止，奏对时不能成语”，临终前夕的顺治帝还安慰他“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与满臣麻勒吉“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于初七日“日入时始完”。（《王熙自订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百一十四册）
　　顺治帝弥留之际，“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丙辰）。这真让人奇怪，顺治帝此时竟这样清醒——顺治帝患痘，高度昏迷，即便回光返照，亦不免昏沉浑噩，怎能条理清晰地归纳十四宗罪名，并全部归罪于己？
　　因此，遗诏有孝庄太后妥协、四大辅臣造作之嫌。王熙迫于权势，也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力证顺治临终前十分清醒，还知道怎样去安慰哀伤的他。除了如此，作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王熙，别无他法。究其原因，还是当时他在清政府职级太低。

受康熙重用加太子太傅

　　清廷问鼎中原后，迅速承明旧制，设立一批中央机构，其中就有顺治元年（1644年）设立的翰林院。是年十一月，降清以大学士原衔入阁佐理机务的冯铨，奏请将翰林院由前明的五品衙门改为正三品，定掌院学士为专官，置汉员一人，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很快又降为五品，归入内三院，印章也改为铜印（六部二品，使用银印）。直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裁内三院为内阁，翰林院复设单立衙门，置掌院学士一人，秩正五品，兼三品礼部侍郎衔。
　　王熙很幸运，因为顺治倚用，亦因为考满优等，获加礼部尚书衔，但只是待遇得到了提高。因为兼职加衔，王熙才跻身二品序列。然他主要职务还是正五品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所职掌任务，主要是经筵日讲、撰写文书、培育人才之类的文职工作。虽有侍直、侍班、扈从之便利，但在满人统治下，他也是位卑权轻。
　　王熙能够为顺治帝草拟临终遗言，主要还是顺治帝最后的看重。而草拟大行皇帝的罪己诏，容不得王熙半点懈怠，唯有遵从孝庄懿旨和辅臣指令，方可完成政治任务。他没有一点话语权，只是一个遵循致仕草拟文案的捉刀者，遣词造句不得半点马虎，而且这是要昭告天下的官宣，只能使天下人在哀悼之余惋惜，而不得留下半点让人质疑的地方。
　　这是国家最高机密，涉及对大行皇帝盖棺论定的评价，不容日后荣辱翻覆时另置一词。毕竟，让一个皇帝活得明白，死得清醒，也是一个做臣子的本分。他不能越界。
　　但是，四辅臣很快越界了。
　　四辅臣上任伊始，在顺治十八年六月，便打着尊重大行皇帝遗命的旗帜，裁撤顺治设置不久的六殿阁制内阁、翰林院等，恢复为关外旧制内三院。保守势力重新抬头，抛弃了多尔衮、顺治帝承袭明制制定的新政策。王熙掌管的翰林院，在一片“率循祖制，咸复旧章”（《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的呼声中，被撤销了。
　　本享有礼部尚书加衔待遇的王熙，被安排回弘文院任学士，不久转任礼部左侍郎。后来，他因失察钱粮举人参加考试，被削尚书衔，降一级留用。
　　此后，王熙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清太祖实录》修成，加太子太傅，进少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王熙卒于家，钦命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大学士马齐临丧，行拜奠礼，举哀酹酒，恩礼有加，谥号文靖，入祀贤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