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谱粹编》

87岁的谢桃坊保持着老派名士风度。

　　2021年夏末秋初，封面新闻记者如约赶赴四川省社科院家属院，来到谢桃坊先生位于五楼的家。三室一小厅，目测总共 60 多平方米。其中书房不足10平方米，三面皆书，一张用了很多年的实木书桌对着明亮的窗户，两盆小花映照，清雅可人。书房名为“奭”［shì］斋。“奭”这个字是“丰富”的意思。置身书房，最大感受是干净，安静，然而又莫名的丰富。
　　谢桃坊已经87岁了，但他没有半点松懈，继续做着自己的学问。他衣履讲究，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保持着老派名士的风度。他爱好运动，早晚总要抽出时间到浣花溪、百花潭散步。
　　像谢桃坊先生这样的学者，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学者，也不是著名大师，但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克服了种种有限性，最大程度地燃烧了自己的热血，实现了少年的理想，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类精神的地基层面，帮助大众澄清概念，探索隐藏在宋词里的情感史，发掘隐藏在故纸堆里的无声惊雷，照亮了一段精神路程。
　　

/人物简介/

　　谢桃坊，1981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研究员。1998年被四川省政府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致力于词学研究，著有《宋词概论》《中国词学史》《宋词辨》《词学辨》《宋词论集》《唐宋词谱校正》等。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在《百年词学通论》中，将谢桃坊列为“百年词学研究第五代的代表人物”。2006年转入国学研究，着重探讨国学运动的主流意义，著有《四川国学小史》《国学论集》和《国学史研究》，此外还涉足敦煌学、中国市民文学及客家学等研究领域，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

启蒙老师教诲：读透一本好书就够了

　　谢桃坊1935年生于成都东郊牛市口上水巷。1948年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到牛市口场外刘杲新先生的私塾读书习字。刘杲新接受过维新思想，很佩服梁启超，早年曾入刘成厚军幕，晚年落魄闲居务农，以学问深厚和精于楷书大字知名于蜀中。谢桃坊跟随刘先生从学，不需要像幼童那样死记硬背，而是从《四书集注》读起。每日上午听课问学，下午习毛笔字。先习柳体继习颜体，又习魏碑及何绍基字。
　　读完《四书集注》接着读《古文观止》《左传》等，谢桃坊进步很快。上课之余，谢桃坊在刘先生的书架上发现三部书：《古今说部丛书》《香艳丛书》，是笔记杂书，消闲性质的，还有一本《清代八贤手札》。翻阅后，眼前好像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世界，并且生发出想读一切书的渴望。
　　谢桃坊拿了家里放在抽屉里的钱，去街上买书看。在春熙路广益书局，他买过新版《庄子》《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那时候会有文人在地上摆摊儿卖书。有一次，谢桃坊买回家一本《二程研究》。当时他还根本不知道“二程”是谁，但还真看完了。至今有些内容还记忆深刻，“我还买过一本成都漱石斋精印的分调类编的《草堂诗余》，里面的很多词作，到现在我都会背。”这也给后来他专门从事宋词研究打下基础。
　　时隔多年，谢桃坊对刘先生心存感激，“虽然跟着他读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对我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就是刘先生。”他一直记得刘先生跟他说，“其实能真正读透一本好书，也就够了。”
　　随着知识眼光的逐渐开阔，一种更为清晰的东西在谢桃坊心里形成：把世俗社会的一切事物都看得轻微，想要追求一种高远的学术理想。这种学术理想，在他之后曲折的人生历程中，时而明亮，时而暗淡，但始终没有熄灭过。这种理想，犹如灯塔，一直指引着他，帮助他不被现实的淤泥所淹没。最终他终于找到实现理想的方法、渠道、平台，拥有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人生。曾在乡下务农，也在中小学教过书，最终他靠着强大的自学能力，把自己一步一步锤炼成一位宋词研究专家、人文圈资深学者。

语言学家赵振铎的父亲曾教他语文

　　1950年，谢桃坊跟随全家迁回成都东北郊八里庄老家务农。父亲身体不好，15岁的谢桃坊是主要劳动力，他干农活，开荒种菜。他记得1955年秋，大丰收，“收成的各种豆、菜、南瓜、洋姜，堆得很高，吃都吃不完。”农闲之余，他读书、写字、画画。当时农协会有两个组，一个是武装队，负责保卫工作；另一个是青年组，负责学习知识、宣传。被周围人看出“有文化”的谢桃坊，当了青年组组长，带领青年组在农闲时间学习文化知识。
　　当时他带领大家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我自己也不懂，客观，主观，这些概念我都糊里糊涂的。我就念给大家听。”1952年6月，表现积极的谢桃坊，被选到成都市扫盲师资训练班学习。1953年他成为成都市工农业余学校专任教员。工作之余，谢桃坊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书刊，爱好新文学创作。在文化馆他看鲁迅，读章太炎、屈原、高尔基。他像海绵一样，汲取各种养分。
　　1953年12月，政府选拔一批优秀的年轻人，集中上文化补习班。别人都是高中毕业，或者读过大专，只上过小学的谢桃坊，也“被幸运地选上”。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深造机会。上课的老师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比如语言学家赵振铎的父亲教他们语文。尤其是提到植物老师，谢桃坊念念不忘，“我没读过中学，没有受过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我当时的植物学知识贫瘠，甚至会认为：小石头是大石头生的。”这次补习班极大地充实了谢桃坊的知识结构，让他对自然学科保持了终身学习的浓厚兴趣，“做文科研究的人，一定也要多懂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就跟尽量多学一门语言的道理一样：有助于扩大视野，更新观念，拥有灵活多样的思维方式。”

从作家梦转向要当文艺批评家

　　1954年秋，谢桃坊被调到成都市郊区第三中心小学任历史与语文教员。白天上课，晚上政治学习。晚9点结束，同事们都会去吃宵夜，唯有谢桃坊点着煤油灯写作、看书，“那时候我有作家梦，尝试写写小说，写诗什么的，当然主要还是看书。”
　　谢桃坊爱看哲学、历史、文艺理论著作。巴人的《文学论稿》、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黑格尔的《小逻辑》、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苏联薛格洛夫《西洋哲学史简编》、何兆清的《科学思想概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等，这些书，他都反复读。20多岁就去世的俄国天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令他震惊，“写得太漂亮了！”谢桃坊不再想当作家了，立志要当文艺批评家，“要像何其芳、周扬那样，而且文艺批评可以把我对哲学、历史、文学的兴趣结合起来。”
　　要当文艺评论家，必须提高哲学理论修养。谢桃坊开始自学逻辑学，他精读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黑格尔的《小逻辑》，“逻辑学对我来说，很艰难，但好处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很艰深，我读了好多次也不太懂。但每读一次收益都很大，好像逻辑思维更清楚了。很多书看不懂也要看，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有真东西。”他认同冯友兰先生说的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最有价值的学科之一就是逻辑学。虽然有人会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算逻辑学。但严格来说，中国没有学科意义上的逻辑学。现在很多人说话不严密，写文章缺乏逻辑，没有形成内在的逻辑结构，就跟缺乏逻辑学训练有关。逻辑学是训练科学思维的学科。语言学家的思维、自然科学的思维，这些都还不能替代逻辑学。逻辑学是总结这些学科的最根基的学科。”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