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庭栋为大家讲解李调元的历史贡献。

李调元

　　

□袁庭栋

战乱频仍 宋明后四川经济文化衰退

　　众所周知，在四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几次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时期，当时这里是长江上游的文化中心。第二个时期是赢得了“天府之土”（《三国志· 蜀书·诸葛亮传》）美誉的汉代，经济上是“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华阳国志·蜀志》），文化上则是“文章冠天下”（《汉书·地理志》）。第三个时期是唐宋，经济上仍然是“天府之藏……国之珍府”（陈子昂《上蜀川军事》），时人号称“扬一益二”，“繁盛与京师同”。文化上则是天下文士聚集之地，“自古诗人例到蜀”（李调元《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之说主要就是指的这段时期。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这些时期的四川站在了全国的最前列，是全国最重要的粮仓之一，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那时期真是人才辈出，灿若星汉，硕果累累，世界领先，是令我们四川人最为扬眉吐气的美好年华。
　　可是，宋代以后，由于宋末元初50年左右的残酷战争，明末清初长达80年左右更为残酷的战争，四川风光不再，经济文化发展急转直下，出现了长期的、极度严重的、令人痛心疾首的衰退。
　　清军占领成都以后，因为城内人无一个，房无一间，只好把官府设在阆中，过了十几年，才在成都修衙门，今天作为旅游点的阆中考棚就是当时全省士子进行科举考试的地方。这件事不仅有很多文献记载，而且有实物作证。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的文物工作者经过了多年的调查，在成都城区没有发现过一处明代的建筑物，这在成都文博界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在籍人口是259万户，到了元初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川在籍人口只有12万户；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已经恢复到310万人，而到了清初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籍人口只剩下了8万人。作为一个大省，全省人口总数竟然只有8万人，这是一个让人怵目惊心的数字，但是，这却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个官方统计数字。如果说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政局之下统计有可能不够准确的话，经过当代学者的研究与校正，一直到了康熙九年（1670年），四川全省的人口也只是38万左右（见四川大学历史系集体编写的《四川古代史稿》第七章第三节《人口状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清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从全国移民入川，这就出现了后来称之为“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只有在众多史籍中回忆这一段辛酸而又自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复兴”“创业”“继承”“家园”等常见词汇的真正含义。

两个数字 折射四川文坛风光不再

　　清代四川经历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复兴，大约走过了两百年的艰辛历程，终于走出低谷，重新站到了一个大省应当有的位置。
　　在经过了人口锐减、千里残破、百业萧条、典籍难觅的极度衰退之后，四川文坛的昔日风光荡然无存。这里可以举出两个可以量化的具体实例，来看一看唐宋时期的四川与清代的四川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落差到底有多么大。
　　清代的文士几乎人人读经书，个个治朴学，乾嘉学风成为了公认的学术主流。集清代读经成果之大成的是著名的《皇清经解》与《皇清经解续编》，共编入了全国的代表著作397种，其中的蜀人著述数字为零。
　　从唐代到清代，读书人全国大比拼的主要战场是科举，科考的成果是当时各地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程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唐代，四川出了六个状元；宋代，四川出了七个状元；清代，四川在光绪以前的状元人数为零。
　　上述两个数字是真实的，更是沉重的，它在沉重之中透出了痛彻肺腑的冰凉。
　　四川的文化教育需要复兴，而且能够得到复兴。这就有如历史的长河一样，它会有弯道，有险滩，有回旋，有跌落，但最后还是要向东流去。

心怀巴蜀 助推四川文化复兴影响巨大

　　文化教育的复兴，不如经济上那样容易找到明显的标志。1994年我在写《巴蜀文化志》的时候，曾经在多方思考之后就这一问题明确地提出过自己的观点——
　　“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坛也开始活跃，蜀中士子又逐渐在全国舞台上崭露头角。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的彭端淑（约1699-1779年）、李调元（1734-1802年）、张问陶（1764-1814年），在全国都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们三人在全国各地的宦游与诗坛唱和，应当视作巴蜀文坛重整旗鼓的序幕。而杨锐（1857-1898年）与刘光第（1859-1898年）以及宋育仁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则应视为巴蜀文化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清代末年，继日益强劲的复兴之风，巴蜀大地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充分表现了文化的全面复兴……”
　　其中，笔者提到了李调元，但未能展开。只有对清代文化复兴在四川文化长河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才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李调元在这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李调元祖籍罗江，他的曾祖父李攀旺在清初战乱中远走他乡，避难于今天北川县的大山中。此地仍然是“贼众猖獗，焚掠殆尽，民食无所出，惟匿迹深山，采树皮草籽充饥”（《李氏宗祠摩崖碑文》，转引自赖安海《李调元编年事迹》第136页），李攀旺方得以苟全于乱世，是罗江地区极少的非“湖广填四川”的本乡人。他40多岁才娶妻生子，通过三代人的辛勤劳动终于使李家得以复兴。李攀旺的孙辈中“父子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即李调元之父李化楠、李调元、李调元的堂弟李鼎元和李骥元四人均考中进士，李调元与李鼎元、李骥元均入翰林院，李调元与李鼎元均曾被任命为乡试主考官（清代的乡试主考官别称院使）。按理说，有了荣华富贵，完全可以锦衣玉食诗酒自娱，但是李氏诸人特别是李调元却以全蜀文化复兴为己任，并取得了同时代的其他蜀中人士未能取得的巨大成功。
　　李调元心中装着巴蜀，念着前贤，正如流传至今的、他为北京四川会馆所题的名联：“此地可停骖，剪窗西烛，偶话故乡风景：剑阁雄、峨眉秀、巴山曲、锦水清涟，不尽名山大川都来眼底；入京思献策，扬鞭北道，难忘先哲典型：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行见佳人才子又到长安。”
　　为了四川的文化复兴，李调元尽到了最大努力，取得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成果。这其中主要有：
　　写出了大量的研究著述与诗文，如果从数量与价值进行全面考察，在整个清代应当位居全川榜首。特别是他的《雨村四话》，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共22卷，随笔式论，纵谈古今诗歌，至今仍有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清史稿》在为他作传时称“蜀中撰著之富，费密而后，无与伦比焉”。对这话千万不能误解，认为蜀中撰著之富首推费密，其次才是李调元。其实这话是说费密的年代在前，李调元的年代在后。费密的著述并不比李调元多，治学面也不比李调元广。更为重要的是，费密只是生于四川，他一生的著述活动都在江南。
　　李调元成立戏班，培养青年，引进并校订剧本，组织巡回演出，为近代川剧的形成与发展贡献多多。相传近代川剧的著名剧目《春秋配》《梅降亵》《苦节传》（即《芙奴传》）《花田错》（川剧界称为“弹戏四大本”）当年都曾经经过他的加工修订，著名戏曲史家卢前先生甚至认为这四个剧本就是李调元创作的，并将其与我国戏剧史上汤显祖的著名经典作品《临川四梦》相提并论。
　　李调元还以平生之力收集了大量典籍，建立了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万卷楼。不幸的是万卷楼后来毁于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