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庭栋开讲。

名人大讲堂现场。

听讲不忘做笔记。

观众认真听讲。

　　

□袁庭栋
　　李调元为四川文化复兴所作出的第一大贡献，当属人所共知的编辑刻印《函海》这件大事。关于《函海》，凡是谈到李调元者无不谈及。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件大事放在清代四川的文化复兴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来考察的话，就很有可能把此事与其他藏书家刻书等同对待，就会大大降低它应有的价值。

十年之功 编辑刻印《函海》方获成功

　　李调元一生爱书，深知一方少年有书可读与无书可读的天壤之别，所以只要有机会就要搜求各种典籍，只要有可能就要刻印他认为重要的书籍。早在他29岁时，就与好友共同编印过《李太白集》，并为之写序。后来，他在宦游各地的时候，特别是在北京地区为官的时候，尽其全力编辑和刻印《函海》，这期间，他遭到权臣诬陷，仍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所刻版片全部运回四川，继续努力，前后十年，方获成功。这种精神、这种成就，我们没有看到过第二人。他为什么要在千难万苦之中呕心沥血地编辑刻印《函海》？为名吗？他已经名满天下。为利吗？他没有卖过一部。为什么？就是因为“川中书少”（《童山文集》卷三《石亭府君行述》）。
　　“川中书少”，少到什么程度？目前当然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清代初年的四川，成都是全城皆毁，十几年不见人居。罗江县是全县之人“存者百仅一二”（李化楠《石亭文集·美实公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说成都城中或者罗江县境一本书也没有留下，也不是夸张之词。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比较准确的材料，作为四川省的文化中心，成都在清代所刻印的书籍，年代最早的是雍正十三年由两仪堂所刻印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第二是乾隆四十八年由文星斋所刻印的《蒲江县志》。也就是在乾隆年间，“湖广填四川”浪潮中，从江西移民成都的一批刻字工匠在成都开设了多家刻书坊，时称“经元八大家”，从此以后，对读书的生员士子最为重要的《十三经注疏》，对乡邦文化最为重要的《升庵先生文集》等书籍才大量出现在各个书铺。四川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各种书籍的编印与流通应当是首功，全省共出现了大大小小刻书铺一千家左右，在嘉庆以前开业的总共只有10家，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而李调元刻印《函海》是始于乾隆四十三年。且不说《函海》的规模在整个清代的四川书籍中是最大的，就是从时间上看，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全四川私家刻书最早的一部。

眼光独到 收入各类著述163种

　　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这两项第一还只是形式上的第一，更为重要的是《函海》所编入的书籍内容之重要，那更是清代四川刻书中的第一。
　　《函海》共收入各类著述163种，内容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是李调元自己的著作，二是杨慎的著作，三是蜀人著作或有关蜀中文史的著作，四是当时读书人应读的而又比较罕见的书。
　　第一类的作用自不用多说。第二类，是杨慎的著作。杨慎是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生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若从专业门类之广与著述数量之丰两方面综合考察，说是中华古今第一，也不为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在世之时以及刚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大量著作虽然也有几种选集问世，但是一直没有全面而集中地编印成书，以致直到今天，学术界还在为他到底有过多少种著作而花功夫去进行研究。
　　《函海》是最早将杨慎的著作集中起来编印成书的成果之一，虽然《函海》所收并不完全，但是，倘若没有《函海》，在我们今天所开列的杨慎著作的“有目无书名单”上，很可能还要增加好多种。
　　第三类的学术价值当然不用多说，因为把多种蜀人著作或有关蜀中文史的著作集中在一起编印流传，不仅在四川古代文化史上是第一次，严格来说也是唯一的一次，它可以与专收单篇诗文的袁说友的《成都文类》和杨慎的《全蜀艺文志》鼎足而三，作为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更不用说有一些书籍是全靠因为有了《函海》的收入才得以流传到今天。例如李实写于清初的《蜀语》，这是严格意义上关于蜀方言的第一部专科辞典，对于方言与汉语史研究都很重要。这部书长期没有刻本传世，全赖李调元在校订之后收入《函海》，方才得以保存至今。
　　第四类也很值得注意，因为李调元为四川的读书人编印了一些不为常人所关注的但是又很有学术价值的重要书籍。例如辽代和尚释行均的《龙龛手鉴》四卷，这是一部古代的专门化辞书，主要是对佛学书籍中若干非常用字词进行解说，在训诂学上常常可以补正其他常见书籍之不足或者错讹。我年轻时是搞古文字学的，天天都要接触古代的各种训诂学书籍，所以对此书的学术价值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国众多丛书之中，最早将《龙龛手鉴》收入的，除了《四库全书》，只有《函海》。又如翟灏的《通俗编》，这是清初才编成的大型的俗语汇编，其规模在我国古代堪称第一。当时并未受到文人雅士的重视，只有李调元看到了此书的价值，把它收入了《函海》，一直到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丛书集成》前，所有丛书中仍然只有《函海》收入了此书。

殉书以死 教化之学芳泽后世

　　据我十分有限的了解，《函海》的版本共有四种，也就是说一共刻印了四次，即李调元的初刻本、嘉庆十四年李鼎元的重校本、道光五年李朝夔的补刊本、光绪八年钟登甲的乐道斋刊本。遗憾的是古人刻书不会像今天的书籍一样在版权页上标有印数，所以我们今天就无法得知《函海》在清代一共刻印了多少部，从而估计出它可能嘉惠了多少士子，大体知道四川有多少读书人是读着《函海》而成长起来的。曾任四川学政、对四川文化教育极为熟悉的吴廷寿在乾隆六十年赠李调元的一首七古长句中有这样的几句：“我来看遍蜀山春，蜀山尽入先生手。以楼函海海函胸，开辟天地共长久。”诗句虽然有古时文人之间相互推重的通例，但是在对李调元和对《函海》的评价上，我认为是很到位的。
　　嘉庆五年四月，凝聚李调元一生心血的万卷楼被焚。李调元悲痛无已，在诗中高呼“不如竟烧我，留我待如何”（《书冢二首和唐子范韵》）。两年后，李调元病逝。蒋维明学长多年来致力于李调元的研究，与李调元可谓神交，他说李调元是“殉书以死”。我相信九泉之下的李调元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维明也！”
　　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准确地估计出李调元刻印《函海》在四川文化复兴中的具体作用有多大。我们已很难体会到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学子们的真实心态了。但是，身处乾隆年间的李调元的真实心态我们是可以体会到的。因为他在《函海·序》中这样说过：“盖不特书之为海，而人之化于书亦视乎海也。夫人生而稚，沌沌尔，及渔经猎史，珠唾锦心，则蒙也而化为哲；里居而窭，漠漠尔，及鹄荐蛟腾，金章丹毂，则晦也而化为显。”用今天的话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将书的海洋、知识的海洋，投入到更为广阔的茫茫大海一般的人生、社会中去，力图让无数的茅屋童蒙逐渐开化，不断成长，在经史子集之中学习与掌握最华美的诗文、树立与实践最崇高的理想，从而成为具有哲理、报效国家的杰出人才。应当说，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的境界与抱负在蜀中大地已经一步一步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