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首次“重回”马江昭忠祠。 陈悦供图

　　残缺半个多世纪的碑文，首次得以全文出现。
　　王晓霞摄

　　

□王国平
　　9月17日，是中日甲午海战127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源地——福州马尾的马江昭忠祠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一份《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底稿的出现，让残缺半个多世纪的重修马江昭忠祠碑文，首次得以全文亮相。
　　马江昭忠祠原本祭祀的是甲申中法马江之战的殉国烈士。这份墓记背后，是一段关乎战争、为国、忠勇、祭祀的中国近代海军历史，凝结的是中国近代海军向海图强的精神历程。
　　从民国海军档案中发现的碑文底稿，补全了历史，填补了昭忠祠直接档案的空白。

补全历史 注入生动鲜明的文化内涵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工作节奏。笔者在居家办公的日子里，受到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和陈兆锵嫡长孙的委托，写一篇《陈兆锵传略》。
　　陈兆锵如今知名度并不高，但放在百年前，他不仅是中国海军界的元老，更是海军的柱石。他毕业于船政学堂的管轮班，甲午海战时，任旗舰定远号的大管轮；清末重建海军时，连续担任数艘新舰的总管轮，让古老帝国舰队焕发最后的荣光；民国时期，他先主持江南造船所，为该所承造美国万吨轮船奠定了技术基础和人才储备；后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整顿教育为中国海军输送了大批人才，更重要的是，为中国飞机制造工业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陈兆锵的海军生涯从进入船政学堂算起，有50年，其中二十多年是在军舰上度过；在北洋海军将领中，他和老友萨镇冰等是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少数几人。他们几乎是一部中国近代（海军）历史的缩影。陈兆锵所做的贡献，正如其族兄陈宝琛所评价：“临难见风义，榰危积劳勋。”
　　由于清末、民国时代战乱频仍，包括陈兆锵在内的早期海军官员原始履历档案大多佚失不可考。
　　为了寻找陈兆锵资料，我们专访了他的后裔，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乃至海峡对岸的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爬梳各类文献。使陈兆锵的人生轨迹如拼图一样，逐渐展现。
　　为更好地发掘近代海军历史，去年6月，封面新闻和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合作成立“中国近代海军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旨在寻找近现代海军后裔以及实地遗址访查、遗物寻访，推动近代海军研究的深化和海洋文化的普及。
　　这份《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正是中心成立后，联合海峡两岸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从中国台湾找到的重要成果之一。
　　笔者曾多次去船政局的遗址，也曾几次到马江昭忠祠瞻仰。如今祠内保存有四块重要碑刻，均为国家三级文物——1886年特建昭忠祠碑、1920年重修墓记碑、1922年申午合祀碑、1922年重修捐款名录碑。
　　四碑之中，1920年重修墓记碑仅存半部。这篇碑文记录了昭忠祠重修过程，原本刻石两块，镶嵌在昭忠祠中的墙壁上，可惜第一块碑已毁，后世留存墓记文字只有后半块内容。
　　此次，笔者借着书写陈兆锵史实的机会，终于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全文。这对石碑，也终于有机会“完璧”。
　　陈悦说，这不仅填补了昭忠祠直接档案的空白，更为昭忠祠注入生动鲜明的文化内涵。

重修背后“以表风烈而励忠节”

　　在陈兆锵《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背后，是一段悲怆的中国近代海军史。
　　1884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中午，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战争仅持续约半小时，福建船政水师就几乎全军覆没。据战后不完全统计，福建水师阵亡将士达736人。马江海战结束后，闽江沿岸军民自发组织打捞阵亡福建水师将士的遗体，除被家属认领的，剩下的五百多具遗体沿江分九冢掩埋，冢前各立“忠冢”石碑。
　　1885年（光绪十一年）1月8日，署理船政大臣张佩纶奏请清廷敕建昭忠祠。同年12月，清廷准奏，新任船政大臣裴荫森主持建造，“既度地分瘗忠骸，乃鸠工庀材，建祠于马尾山之麓。”
　　辛亥鼎革后，清廷在各地建造的昭忠祠不同程度地遭到废弃或改用，马江昭忠祠也不例外。
　　1915年，陈兆锵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此时进入民国仅仅4年时间，陈兆锵看到的马江昭忠祠已是一片残垣断壁，院内“狐兔为穴，牛羊以刍，使人不可忍视”。
　　1918年，时任海军总司令蓝建枢到马尾校阅舰队，在陈兆锵的陪同下，专门拜谒了马江昭忠祠，他发现祠堂规模狭隘且“上雨旁风”。
　　蓝建枢，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三届毕业生。甲申海战殉国人员中，很多是蓝建枢和陈兆锵的船政同学。因此陈兆锵说这次祭拜“既怀先烈，又念同学。”当看到祠堂破败的光景，两人十分感慨，重修昭忠祠的想法不谋而合，并在1920年付诸行动。
　　因需款较巨，便广为募集。陈兆锵“首捐俸钱”，各界听闻，也捐款踊跃。1920年，蓝建枢向海军部呈文，希望修建完成时大总统能颁给匾额，以昭郑重。
　　在这封呈文后的半个月，马江昭忠祠重修之前，蓝建枢这位甲午战争时曾任“镇中”炮舰管带的海军总司令，又联名8位海军重要主官，提议将甲午死难将士入祀马江昭忠祠。
　　蓝建枢等人这一动议，源于当年海军部的编史行动。因要编撰甲申、甲午两战的“海军战纪”，其中涉及两次海战海军殉难人员名单。因甲午海战“将士请恤卷牍，叠经兵燹，荡然无存”。1918年10月开始，海军部下令在舰队诸人中征集甲午海战死难人员名录。
　　联名的9人中，7人曾参加过中日甲午之战，经历过战友、同学在身边倒下的痛苦，也发出过北洋舰队最后覆没时的哀叹。民国后，他们也在为海军振兴而奋力。
　　最初蓝建枢在文中写的是“商同兆锵、锡珪”，落款也是蓝建枢、陈兆锵、杜锡珪（时任第二舰队司令）三人。显然，蓝建枢和陈兆锵、杜锡珪最先就甲午死难将士入祀一事达成一致，并开始了推动工作。
　　这件联名呈文写道：“我国海军自兴创以来，甲申中法、甲午中日两役，实为沉痛之历史，而我国人所永永弗忘者也。”甲申之役后，因朝廷敕建马江昭忠祠，死难人员得以“岁时致祭，垂危常典，而甲午一役尚付阙如。”
　　“夫事迹昭垂所以彰信使，而馨祀事尤以妥忠灵，二者未容偏废也。”因此“恳请大总统乞将甲午一役死难将士姓名并祀于马尾之昭忠祠”，“以表风烈而励忠节”。
　　当时9人还提议，合祀后，将马江昭忠祠改名为“海军昭忠祠”。

不朽之地 中国唯一近代海军纪念专祠

　　蓝建枢、陈兆锵等人的联名呈文递交后，当时的海军内部人士想起，前清时曾在天津建有一所北洋海军昭忠祠。1920年4月6日，蓝建枢、陈兆锵等9人再次呈请海军部咨行直隶长官收回基地，以便奉祀。
　　因海军部在推动对天津海军昭忠祠的调查和回收工作，已经募捐而来的善款，仍然用于对马江昭忠祠的修葺。此项工程由陈兆锵亲自主持，他对昭忠祠做了整体规划，几乎相当于重新修建。
　　此项工程首先重建了甲申海战烈士的墓地，“昔分九垄，今聚一邱”：从九个坟冢里分别收殓英烈尸骨，一起葬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墓中。墓内尸骨分前、中、后三排，每排又分上、中、下三层。墓前立近两米高、半米多宽的花岗岩墓碑，上刻“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马江诸战士埋骨之处”。陈兆锵还十分注意细节，用舰船铁板制成一座碑亭，以此为英烈遮风挡雨。
　　陈兆锵还主持重修了祠堂建筑，“俨然崇堂，蜿然修廊，重门屹墉，顿易旧观”；并在东侧加盖一座二层小楼，“以供游眺，有所延恋，则可慰荒寂”；“更拓地植果木，储为祠产”。整个工程历时近五个月。
　　1920年8月，重修工程完成后，陈兆锵提笔写下《重修马江昭忠祠墓记》。在墓记的开篇，陈兆锵从汉高祖祭祀战死者讲起，指出“为国效死者，必□其千秋万岁后，仍立于不朽之地。”他在文中最后写道：“中法之役，以对内而言，则为一姓效力；以对外而言，则为一国效力。夫使身履行间，一挫其锋，而恇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则负于一姓其罪小，负于一国其罪大，国家何贵有此人哉！而诸先烈只知有国，不知有身，虽捐糜顶踵，在所不恤。浩然正气，如日星河岳，历劫不磨，然则万古纲常，岂与一姓同兴废耶。”
　　这一段话，慷慨昂扬，立意深远，将甲申烈士的奋战置于国家、民族之中。陈兆锵希望，后人能以此心纪念海战烈士。
　　碑记的落款写着“长船政事后学陈兆锵谨识”，这是陈兆锵表达对船政事业的传承之念，也是在前辈面前的谦虚之情。
　　天津海军昭忠祠最后未能收回，但甲午烈士终在海军各界的推动下合祀于马江昭忠祠。1922年农历八月十八日（甲午海战爆发纪念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入祀仪式。
　　从此，马江昭忠祠内供奉甲申、甲午殉国将士的神主和牌位，成为中国唯一的近代海军烈士纪念专祠。
　　学术支持：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