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

《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

　　人类学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在西方和中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本解释的传统。
　　2001年，受浅见洋二教授邀请，周裕锴前往日本大阪大学做了两年客座研究员。在此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西方阐释学的两本重要著作——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和赫斯的《解释的有效性》，深受其益。再加上此前对此领域的多年思索积累，他写成了一本《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201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周裕锴依次讨论了先秦诸子论道辩名、两汉诸儒宗经正纬、魏晋名士谈玄辨理、隋唐高僧译经讲义、两宋文人谈禅说诗、元明才子批诗评文、清代学者探微索隐，试图从多个角度去摸索古人“理解”的实际。
　　与此同时，周裕锴还以“中国文学阐释学”之名，给中文系博士生开课。他将重点放在文学文本上，用细致的文本解读和阐释举例，把《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没有展开的部分，讲得更透彻。这门课上了10多年，效果很好。讲义精华成果被整理成书《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2020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这本书的基础是课堂讲义，读起来会感觉比一般研究性论著语言较为生动鲜活，思想火花跃然纸上，深受年轻读者喜爱，在豆瓣上有很高的分数。

运用阐释学系受钱锺书、张隆溪启发

　　周裕锴对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这一体裁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文章或其他文体的阐释。对此他解释说，首先是因为他对诗歌文献比较熟悉，准备较为充分：之前写《宋代诗学通论》抄了上千张卡片，通读了宋代的集部，写《中国禅宗与诗歌》时，也通读过《全唐诗》。《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苕溪渔隐丛话》《宋诗话辑佚》《诗薮》《唐音癸签》《清诗话》《清诗话续编》都在案头手边。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他看来，在中国古代，文章是不太需要阐释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的诗学或者古代诗歌评论不同，周裕锴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中所做的工作，并不是直接去解释一首诗是写什么的，什么背景下写的，而是运用阐释学这个哲学工具，来梳理中国古代诗歌的解读史，是对诗歌解释史的一种再审视、梳理和分析。这样就将文学阐释的观念、方法与诗歌的注释形式、文集的编纂方式结合起来考察，从中见出某种共同的“阐释学眼光”。也正是如此，在周裕锴的书中我们不光能看到诗歌、诗歌的意思，更能看到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人、当下的人解读诗歌意思的变迁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中的反思。
　　“阐释学”也叫“释义学”“解释学”“诠释学”，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阐释学”一词的词根hermes来自古希腊语，意为“神之消息”。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
　　读过去某些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周裕锴感慨常有不满足感。他认为，对待古人，我们不光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在创作实践里做了什么。其实，所谓“古代的文学理论”往往因承载它的文体之异而有等级之别，比如正式的书序，难免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书信、诗话里的“文学理论”则是另一回事。一些批评史著作只管从古代文论里抽取概念，却不注意分析它们的历史背景、思想资源、针对的文学现象以及出现的语境。综合以上种种思考，周裕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强烈的想法——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
　　周裕锴坦承这跟他受到钱锺书、张隆溪等人的启发有关，“上世纪80年代我念研究生时读到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非常喜欢钱先生比较文学式的方法，即立足中国文论的基础，借鉴西方相近的观点来做比较诠释。我后来写《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都有一点和西方作比较的思路。上世纪90年代，通过中国学者的阐释学著作，比如张隆溪先生的《道与逻各斯》，我接触到了阐释学理论，受到很大启发。张著有明确的比较视野，对西方文学理论非常熟悉，对中国文论相对引用较少。我当时想，如果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或许能有所创获。”

宋代为何出现“千家注杜”“百家注苏”奇观？

　　周裕锴利用现代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学”，来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阐释。这种中西比较的眼光，不同于一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论选的做法，非常新颖，有很多亮点。
　　在《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中，他提到，宋代的知识主义与印刷术以及科举制度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唐代读书人的知识来源除了儒家经典，大多就是一些类书，而宋代有各种官刻、私刻、翻刻的书，书籍流通非常便捷，文人的阅读面、读书量比前辈大大拓宽了。对于一个文人，读书越多，仕途上就越有出路，也越能拥有诗坛或文坛的话语权，“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文人为了炫耀才学，写诗便极喜“用事”，即用典故。比如苏轼“以俗为雅”，把方言俗语使用到诗歌中，制造陌生化效果。可以说，宋代的“以故为新”与六朝的用事已有很大不同，苏东坡、黄庭坚极大地扩展了用事的范围，除了经史典故，还囊括了经书、方言、小说和街谈俗语。钱文子说：“今人之文，今人乃随而注之，则自苏、黄之诗始也。”因为“苏、黄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书”，且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为同时代的读者设置了语言障碍，就需要注释来“抉隐发藏”。由于宋人写诗非常强调在根据题目立意之后，内容遣词紧扣题意，因而注解也必须把“原本立意始末”都注出来。于是，宋代诗歌阐释学中的知识主义倾向，便不像汉代那样注重名物制度、古词俗语等知识性内容的训释，而是醉心于破解诗中典故密码所蕴涵的作者的真实用意，注释者更多是想将今人的秘密传于后世，“以古典释今典”，超越了汉代经学“以今词释古词”的传统。最终，宋代出现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百家注苏”的奇观，这些注释大多“以才学为注”，旁征博引。

一位中国学者对“阐释学”的“郢书燕说”

　　2000年，周裕锴到复旦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古今文学打通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一位研究楚辞的德国汉学家说，阐释学是德国的哲学传统，其他人不能够随便用。同组的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当即反驳说，阐释学虽然发源于德国，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却是所有民族都可以运用的。这门学问不能被德国垄断，只要有文本存在，就有阐释学存在。这位美籍华裔学者的话给周裕锴很大的信心。“毋庸置疑，中国古代自有一套内在具足的关于文本理解的理论和诞生于中国文化土壤的阐释学传统，经史子集中蕴藏的语言和理解的资料足以和西方阐释学传统媲美。就传统学术而言，儒家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的考据学，都与文本的阐释密切相关。”
　　用阐释学这个现代哲学概念来诠释中国诗词，周裕锴也很小心，“如果用严格的西方阐释学标准看，我的‘阐释学’可能问题重重，不够哲学。”但是，他想到，欧美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虽然理解得不透彻，却有自己的思路，这就叫“郢书燕说”——郢国的书信在燕国得到了另外的解释。“既然他们可以对中国文学‘郢书燕说’，为什么我不能使用阐释学的概念，对hermeneutics（解释学，阐释学）做一番‘郢书燕说’呢？我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学科或体系，而只是做中国阐释学研究，对一些现象进行解释。当我们用阐释学来观照中国古代文论资料时，一些过去批评史著作不重视，却十分重要的材料便被发掘了出来：比如历代诗歌注本的序言，这些注者或其友人对注释目的和方法的陈述说明中，包含了不少重要的阐释学原理。”
　　在此过程中，周裕锴还特别注意，中国阐释传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文字。这一根本差异也会使中西阐释传统形成不同的路向。南宋郑樵在他的《通志·六书略》里讨论了华文和梵文的区别：“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这里点出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差异。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说，一个词（word）是音义结合，即有声意象（sound-image）和概念（concept）相结合的符号。对于汉语来说，因为汉字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很大程度上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可以说，我们文化的传播靠的是文字，眼的功能更多，西方则是耳的功能更多。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徐语杨
　　实习生李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