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资料图片)

　　尊经书院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也是四川大学的前身。晚清时期，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尊经书院继承文翁之教，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
　　1874年，在张之洞亲自筹划下，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石犀寺附近（今成都市青羊区文庙前街）开始修建，于1875年春建成招生开学。遵经书院历任院长有三位十分著名，分别是张之洞、王闿运、宋育仁。

晚清重臣张之洞：尊经书院实际创办人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由科举步入仕途，历任学政、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是在晚清政坛活跃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
　　张之洞所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正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当时，国家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作为传统的官僚士大夫，张之洞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一个志气过人、胆气超人、才气高于人的改革者。
　　尊经书院创办时，张之洞正在四川担任全省最高教育长官，是尊经书院实际创办人。当时四川学风不佳，科场弊端甚多。为矫正学界风气，张之洞确立了“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的原则。他亲自为书院制定了十八条章程，亦即书院学规。由于学院缺少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张之洞慷慨捐出薪俸，为书院购买了一千多卷书籍。
　　为指导学生学习，张之洞专门编写了《輏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輏轩语》是他为学生所写的训诫之言，主要是他的治学经验和心得。在《輏轩语》中，他要求学生在行为方面要努力做到“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砺气节，出门求师，讲求经济，习尚简朴，读书期于有成，戒早开笔为文，戒早出考，戒侥幸，戒滥保，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轻言箸书刻籍，戒讲学误入迷途，戒自居才子佳士，戒食洋烟”。
　　张之洞在近代文化史上极负盛名的《书目答问》一书，原本也是专门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提示治学门径”而作的。为了使初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时，能迅速得其“要领”而不至于“劳而无功”，他开具了这部学生的“应读书目”。
　　张之洞对尊经书院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任期间，不遗余力经营尊经书院，为书院发展奠定了基石。

“晚清狂人”王闿运：将学生论文集结成册

　　王闿运（1833年-1916年）湖南湘潭人，一代名士，湘楚大儒，被称为“晚清狂人”。
　　光绪四年（1879年），在四川总督丁宝桢力邀下，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院长，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回湘，在川长达八年之久。王闿运以经、史、词章等教育学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规定学生每日读书必记下心得体会，院长依次审改评定，学生作业不得抄袭更不能请人捉刀代笔。
　　为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他提倡“以抄助读”的方法，让学生抄书。为鼓励学生，王闿运还把学生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集结成册刊印，刊为《蜀秀集》。后来，又有续集刻版印。今天，这些文集仍收藏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它们不仅留下了当年书院师生的教学成果，也留下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文献。
　　王闿运一生交游遍天下，传道授业。齐白石就曾题诗感怀恩师：“忆旧难逢话旧人，阿吾不复梦王门”。王门许多弟子在王闿运生前身后，一直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大舞台。

思想家宋育仁：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宋育仁（1857年-1931年），字芸子，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中日甲午战争时，他曾秘密约见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和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计划从康敌克特银行借款购买兵船快舰10艘，招募水兵1旅，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从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因北洋水师迅速失败，这一计划未能得以实施。
　　1898年，宋育仁接任书院院长。宋育仁本就是尊经书院学生，也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在尊经书院学生中，王闿运最为欣赏的就是宋育仁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称两人为尊经书院的“宋玉”和“扬雄”。
　　在任期间，宋育仁在书院组织了维新团体“蜀学会”，发行《蜀学报》，以著名学者吴之英为主笔，廖平为总纂，对戊戌变法在四川的推行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蜀学会”的宗旨是“发扬圣道，讲求实学”，带有浓厚的“中体西用”色彩，与尊经书院的宗旨一脉相承，也是尊经书院影响近代四川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
　　尊经书院培养了许多爱国志士。从戊戌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路走到近现代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会出现尊经书院学生的身影。如，为变法图强，英勇牺牲的杨锐；离经叛道、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舍身炸死良弼的彭家珍等。尊经书院在推动晚清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文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