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人生地理坐标
《临川先生文集》宋刻元明递修本。国家图书馆藏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塑像。
“变法”与“改革”,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顾名思义,就是要改变国策和现状。变法都事关国家社稷的兴衰安危,而且,涉及到改革一定就有斗争存在,所以,历朝历代的改革主导者都要有极大的胆识和魄力。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变法:春秋时管仲主导的“管仲变法”,战国时商鞅主导的“商鞅变法”,汉朝时桑弘羊主导的“桑弘羊变法”,王莽新政时的“王莽变法”,唐朝时刘晏主导的“刘晏变法”,宋朝时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明朝时张居正主导的“一条鞭法”等等,无论哪一朝哪一种变法,客观上都是为了激发生产活力,促进社会发展。
其中,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对宋朝影响深远。2021年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年的特殊日子。在这样一个特殊节点,本文想要探讨的是,承平上百年的北宋,在1043年已有“庆历新政”的失败教训,为何还能在26年后发起轰轰烈烈长达16年的“熙宁变法”?在文人烂若星河的北宋,为什么是王安石而不是朝中其他大臣主导并推动了这场变法?
本文试着从王安石个人成长的角度去解析这场变化的必然性,追随王安石成长的足迹,沿着他成长为官的地理坐标,探寻王安石内心深处蕴藏的巨大改革动力,以及这种改革能量是如何一步步形成,最终爆发为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的。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府治清河县(今江西省樟树市)一个人丁兴旺的书香门第家庭,他有兄弟姊妹10人,王安石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父亲王益是临江军判官,母亲吴氏出生在一个诗书衣冠之家,自小知书识礼。
王安石与父亲的父子缘分只有19年,王益只活了短暂的46岁,并且长期在北宋比较偏远的南方基层为官,全家人也随着父亲为官地点的变迁而举家迁徙:两岁时,随父亲到新淦(今江西新干),3至4岁时到庐陵(今江西吉安),5至8岁时到新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9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10至12岁到韶州(今广东韶关),13至15岁随父亲回老家临川(今江西抚州)丁祖父忧,16岁进京,17-19岁随父到江宁(今江苏南京)。
王益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一直想做出一番对社稷有贡献的事业,但终其46岁的生命,也只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尽管官做得不够大,政绩也不太显赫,但其秉公执法、说一不二的性格,还是为其赢得了很好的政声和尊重。“居高身自远,非是藉秋风”,王益首次出任知县是在新淦县,在他离任三十年后,该县的官员还念念不忘他的政绩。
父亲是儿子成长的灯塔。真正对王安石一生从政理念影响最大的,是王益在韶州的三年时光。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相对于北方繁庶的汴京城,韶州堪称南方偏远蛮荒之地,但对于年仅10岁的王安石而言,满世界只有新鲜和好奇,无论是奇峻险怪的巨石,还是拥城回曲而流的曲江,无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三年短暂的韶州时光,成了王安石一生美好的回忆。
多年后,王安石作文《先大夫述》追忆父亲时,仍能回忆起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件事:一是破除陋俗。“岭以南素习于夷,无男女之别。日浸月滋,为吏者师耳目,谓俗止如此,凡奸事虽得,有可已者,皆不究。”面对岭南“无男女之别”、渎乱人伦的原始野蛮风气,王益采取霹雳手段,“苟有萌孽,一切摘发穷治之”,使当地老百姓彻底改变了这一陋习。这件事还被“宋初三先生”之一、著名的教育家胡瑗作为教化社会的典型案例编入了教材。
二是踏实行政。王益不喜欢虚头巴脑的阿谀奉承之风,总是勤勉踏实地工作。一次,因王益下令围捕伤人老虎,韶州所辖的翁源县令敲锣打鼓给王益送去歌功颂德的文字,王益不仅将那篇满纸浮夸的颂词退还给了县令,还告诫其要踏实做事,以实际政绩来赢得民心和上级的认可。
三是平息叛乱。“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谋为变。事觉,一邵皆骇。益不为动,取其首五人,即日断流之。或请以付狱,不听。既而闻其徒曰:‘若五人者系狱,当夜劫之。’众乃服。”面对驻守韶州的五百名来自蜀地的士兵,因轮戍的士兵迟迟未来而图谋叛乱时,王益沉着指挥,以“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将五名挑事的首犯逮捕,并从重从快判处流放罪,很快平息了事端。
在父亲为政的三年时间,各种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对待影响安定团结的暴乱果断出击决不手软,对待老百姓的事情总是思谋长远,军营、驿馆、仓库、街道焕然一新。连当地的长者都说,自从朝廷在岭南设置州府以来,没有人比王大人干得更漂亮。
纵观王安石66岁的人生经历,在祖籍江西待的时间很短,却与今天的南京——当时的江宁有着密切的渊源:少年求学考取功名,中年三次知江宁府,两度为父母守孝,晚年十年归隐,最后归葬终老都在江宁,生命中有三分之一、近22年的时光,都是在江宁度过的。这在北宋官员三年一迁徙任所的制度框架下,是十分罕见的。同时代为官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都没有在同一地有如此漫长的学习、工作和休养经历。
17岁,正是一个少年青春飞扬、激情豪迈的美好年华。在这样的可塑年轮,王安石随补官为江宁(今南京)通判的父亲到任所,从边远的临川到鱼米之乡,人生的视野由此打开。
没承想,后来5年的江宁生活,塑造了王安石超越世俗的世界观。
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以及见识的提升和交往之人的不同,王安石开始苦苦思索人生的重大命题: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到底是追求一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是努力为社会做出一些有益的事?那个每天呼朋引伴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端坐书斋如饥似渴获取知识的剪影。“为己是学者之本,为人是学者之末”的理念,由此在少年王安石的内心种下。
通过上下求索,17岁的王安石已经确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多年后,王安石在一首叫《忆昨诗示诸外弟》的诗中,坦露了这段心迹: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
幸福的日子总是很短暂。一年后,王安石父亲卒于江宁通判任上,全家人的生活一下陷入窘境。两年多的守孝日子,王安石一边与兄弟们为父亲尽孝道,一边发奋读书。彼时社会名流如范仲淹、欧阳修等的变革思想,成为好学上进的王安石吸纳的重点和追随的目标。一颗梦想的种子,在充足的养分滋养下悄悄生根发芽。
21岁时,王安石只身从江宁府到开封参加进士考试,以第四名的好成绩金榜题名,从此步入仕途。多年后,王安石回首这几年的江宁岁月,感慨颇深。从临川到江宁,从封闭走向开阔,京甬大运河沿岸繁忙的舟楫,海洋文明吹来的开放之风,打开了他的视野;家庭的骤然变故,让他及早确立了人生志向。“欲与稷契遐相希”,要做一个对社会对百姓有贡献的人——这个理念贯穿他的一生,也是他后来顶着千钧压力变法图强的思想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