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坐像。

　　

□夏钦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春，白天走访中老百姓的愁苦面容，成了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晚上辗转反侧苦苦求索的动力之源。县衙常平仓里不是有很多存粮吗？为什么官府不能用低额利息贷粮给老百姓，而任由地主豪绅的高利息横行？设置常平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应对饥荒和战争的不时之需吗？如果年年风调雨顺，常平仓的粮不仅堆积如山，还会增加很多人员的管理成本，存粮也会面临年久变质的问题。

鄞县：
贷谷与民、立息以偿

　　常平仓制度是我国古代为应对饥荒、稳定市场而设立的社会保障措施：粮价低时，官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入；粮价偏高时，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出。这样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这一先进的理念，实际上现在还在使用，各地均建有的国家储备粮库就是很好的例证。
　　宋代的常平仓最初只设于京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到仁宗庆历期间，已经遍布各州县。王安石为自己这一大胆设想暗暗称奇，不仅发公告通报全县乡民，还派人挨家挨户收集真正需要粮食的老百姓名单，以防止富裕人家乘机敛财，让真正的惠民政策切实帮助到有需求的人。
　　为了方便民众，王安石甚至亲自带头送粮下乡，在《发粟至石陂寺》一诗中，他兴奋地写道：“蓦水穿山近更赊，三更燃火饭僧家。乘田有秩难逃责，从事虽勤敢叹嗟。”哪怕起早贪黑夜晚寄宿寺庙，只要能真正解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作为基层小吏，也是很高兴的事啊。
　　王安石这一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有效破解了困扰底层老百姓多年的贫困难题，让大家看到了生之希望，发展生产的干劲也越来越足。21年后，当王安石升为参知政事时，在长达16年的“熙宁变法”中，根据他在鄞县成功实践用常平仓粮食“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经验，结合北宋名臣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的做法，上升为面向全国推广的改革政策，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青苗法。当然，“青苗法”推广时所产生的问题，更多的是执行层面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基层官员为了政绩层层加码乱作为引起的。
　　联州县。河道疏浚后，老百姓抗旱能力增强了；低息贷粮后，年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问题不仅解决了，还免除了高利贷盘剥之苦。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社会治安等问题也少了。本来就是明州首县的鄞县，成为东南地区各县的学习标杆，“环吴越之境，皆以之为法”。王安石治下的鄞县，俨然成为一个理想社会的乐土，人们纷纷言说鄞县四境之内民无争讼、盗贼绝迹、夜不闭户的好风气。
　　“郡县治，天下安”，除了殚精竭虑做好鄞县工作之外，王安石还和周边邻县的知县、社会贤达人士中志同道合之人有密切交往，他与知县们切磋治县之道，与社会贤达探讨道德文章、修身之术。日后发展成姻亲关系的谢景温、谢景初兄弟，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的。
　　忧天下。从少年开始就胸怀大志的王安石除了兢兢业业做好县令的本职工作之外，还长年忘我地学习思考。随着学问的精进和视野的开阔，他思考的问题早已经超出了一县一域的范围，开始思考针对北宋建立近一百年来各种体制机制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的各种不适应，以及需朝哪些方向进行变革的问题。在《与马运判书》中，他首次提出一个经济观点：“富其家者资之困，富其国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意思是说，家庭的富足有赖于国家，国家的富足有赖于天下百姓，要使天下百姓富足则有赖于天地自然。
　　对于困扰朝廷的冗兵问题，作为一名基层县令，王安石写了《省兵》一诗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对裁军应该具备的条件、裁军的先后顺序，以及应该提前准备的事项，王安石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汴京：
君臣际会终成变革风流人物

　　王安石为官有两件事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一是累计辞官多达三十多次，一是主导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在基层地方官员任上，面对调他到京城令同事们羡慕的敕书，他一次次坚辞拒绝，辞得最多的一次任职，居然辞了八次。从31岁到40岁，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王安石宁愿做一名基层官员，也不想做京官。但他一次次地辞官，官却越做越大。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王安石无时不在思考着关系社稷民生的大事，是典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型干部。
　　纵观王安石一生为官，除在基层岗位时对朝廷的任命欣然前往，以及做京官时除了任知制诰和参知政事没有辞让外，面对其他岗位的任命都是一致的态度：辞，固辞，坚辞不任！
　　这让王安石的仕宦之路毁誉参半，面对一次次难得的升迁机会却总是说“不”，这让很多不理解的同僚认为他是以退为进，是沽名钓誉，随之而来的是对他的各种攻击和质疑。只有极少数真正理解他的朋友，诸如曾巩等人才说出不一般的见解：“辱书说介甫事，或有以为矫者，而叹自信独立之难，因以教巩以谓不仕未为非得计者。”
　　其实，王安石辞官的客观原因正如他所陈述的一样，一方面是家族兄弟姊妹多达十人，另一方面是他的子女也有六个（三子三女，长女和次子早夭），京城再好都可望而不可及。正如当年白居易未成名时在长安求职，一个老前辈语重心长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而在这十年中，王安石先后安葬了父亲，为九十高龄病死的祖母送终，处理了两兄一嫂暴病身亡的家族后事，为两个弟弟安国、安礼完婚，送大妹、二妹和大女儿出嫁……王安石作为家族的主心骨，这些婚丧嫁娶的重大事宜，全要他操心操劳，而青少年时父母知书达礼、相敬如宾的耳濡目染，让他养成了孝悌担当的传统美德。正如他给欧阳修的信里说：“某所以不愿试职者，向时则有婚嫁葬送之故，势不能久处京师。所图甫毕，而二兄一嫂相继丧亡，于今窘迫之势，比之向时为甚。”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王安石自17岁开始确立成就圣贤人格的人生定位后，既然现实决定了不能过退隐山野做高贤大德的隐士，那在仕途上就要有强烈的救世之心，而京城中央部门繁文缛节的程序化工作模式和低效无为的官僚生活，远没有他在基层实践中为老百姓实打实地服务那么畅快有实效。
　　为什么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时，没有丝毫推辞呢？因为时代变了，历仁宗英宗而神宗，皇帝早已不是优柔寡断的仁宗和短命的英宗，而是年富力强雄姿英发的神宗。外表冷静内心火热的王安石敏感地意识到，年轻的神宗皇帝正是他心中锐意改革的理想之君，而自己《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拟上殿札子》内的政治主张，或将在神宗皇帝的手中实现。作为一个充满政治理想的人臣，没有什么是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得到君主的认可从而努力去实现更让人兴奋的了，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即使肝脑涂地他也义无反顾。
　　通过“千年等一回”的延和殿之对后，雄心勃勃的神宗皇帝对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守旧大臣十分失望，而对锐意改革的王安石则充满了无限期待，几次促膝谈心之后，更是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王安石。熙宁二年2月，被委以重任的王安石心怀“天降大任于斯”的雄心，将多年的思考与实践汇聚成激情燃烧的斗志，“招兵买马”组建班底，焚膏继晷建章立制，大刀阔斧推行新政。
　　没过多久，王安石的“国富论”——富国强兵而非裕民，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推开：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保甲法、三舍法……其改革力度之大，变法种类之多，涉及面之广，都远胜“庆历新政”。
　　次年九月，50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授金紫光禄大夫，进封开国公，回封邑功臣。按宋朝的官职，这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有着更大的行政权力，和神宗皇帝依赖般的加持，王安石治国安邦的理想之帆更是被充得满满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号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吹响的。这在当时看来有点离经叛道的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尽管这场君臣最齐心、配套最齐全的变法16年后以惨烈的局面收场，但这样的结果不能完全归结在王安石身上，更不能以司马光当政全面推翻新法就认为变法彻底失败。相反，今天我们穿越千年时空，客观冷静地回溯历史，依然能够感受到，王安石不仅是个诗人、学者、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一个在诸多方面都可以称得上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尤其是其“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主张发展生产以增加财富的经济思想，远胜司马光“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认为天下财富是一个恒量的认知。
　　在实践中思考，用思考指导实践，假以时日，当既有“贯穿经史今古、不可穷诘”的学术根底，又有多年基层宦游从政经历的王安石位居高位时，“熙宁变法”就成了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这就是王安石，一个思想卓识远远超越同时代知识阶层的官员，正是他的高明远见和丰富的基层实践与年轻皇帝的观念一拍即合，才发动了这场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也正是他的眼光见识超越那个时代太多，遭遇的反对也就更多，加之一蹴而就急于求成的心态，导致他用权谋的手段对反对变法的忠贞之臣实施打压排挤出局等手段，以及对任用的支持变法人员人品不察，最终导致北宋包容多样性政治生态的破坏，致使变法走向惨败。正如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留下的诗篇中对自身形象的疑惑一样：“我与丹青两幻身，世间流转会成尘。但知此物非他物，莫问今人犹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