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对成都文化公园八角亭做调查。

工作人员在新繁龙藏寺做调查。

　　2月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四川古建筑调查最新成果，该院古建中心已系统科学地调查了川内古建筑100余座，采录并上传了83处古建筑VR数据，形成了“四川元明建筑”专题数据库。
　　有了这个数据库，观众只需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走进”83处古建筑，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欣赏。
　　在此次调查中，还重新确认或限定了四川地区23处古建筑的修建年代，并建立起四川地区适用的木构建筑断代标尺。

83处古建筑
可“扫码”访问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中心（简称古建中心）主任余书敏介绍，“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古建中心开始对四川古建筑进行踏查，从2008年至今，调查测绘过的古建筑已达上百座，并对其中87处建筑进行了三维激光扫描测绘、全景摄影和无人机航拍。
　　201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立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并开始搭建VR文化遗产数据库，当年就与古建中心合作，开始对四川地区的早期建筑进行VR全景摄影工作。
　　余书敏说，迄今为止一共上传了83处古建筑VR数据，形成了“四川元明建筑”专题数据。很多古建筑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有了VR数据专题数据库，古建筑爱好者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观察和欣赏。该数据库既可为一般古建筑爱好者提供一个虚拟参观、游览古建筑的网络平台，也可为学术研究提供实物史料依据。

巧匠留踪
红外相机捕捉梁上“碑记”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中心副主任蔡宇琨介绍，在此次田野调查中，使用了一件“秘密武器”——红外相机。虽然红外相机早已问世，但将红外摄影技术用于古建筑调查，在川内还是首次。有趣的是，此次古建调查使用的红外相机是用普通数码相机改造而来的。
　　2012年8月，李林东、蔡宇琨、赵元祥3位专业技术人员带着改造好的红外相机，来到位于眉山的报恩寺大殿。这座大殿建于元代，后来经过多次修缮，连整个屋面都更换过，虽然专家推测室内梁架是元代构件，但因年代久远，构件上的墨迹和彩画早已模糊不清，用肉眼或普通数码相机都已无法辨认，他们这次要做的，就是想试试能否用红外相机找到以往未曾发现的题记。
　　所谓题记，就是古人用毛笔在建筑构件上书写的文字，这些文字通常有祈福记事的功能，并会标明每位捐资人的姓名和所捐财物。一行行题记，仿佛是一篇篇立体的“碑记”，记述着每座古建筑的修建缘起和修缮经过。
　　三人利用红外相机拍摄时，在屋梁上发现了黑色字迹，那正是通过红外线过滤出的年代久远的毛笔字——由于墨迹和污渍吸收红外光的强弱不同，有墨迹的地方在红外相机的成像中颜色更深，同周围的污渍区分开来，题记便显现出来了。

用红外线技术
找到国保级元代建筑“出生证”

　　有了成功经验，古建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又陆续对省内其他几处早期古建筑进行红外摄影，在建筑构件的表面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到的文字信息。
　　2015年，赵元祥带着红外相机再次到位于绵阳市盐亭县的花林寺大殿进行调查，拍摄到了大量墨书题记。根据建筑形制、题记和碳十四测年结果，蔡宇琨、赵元祥和张宇发表了《四川盐亭新发现的元代建筑花林寺大殿》，明确该建筑主体结构修建于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比当时文物资料中公布的时间提前了近300年。这篇发表于国内权威期刊《文物》上的调查报告，是国内首次发表的将红外摄影技术用于古建筑调查的学术报告。得益于这一调查成果，花林寺大殿最终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过去，文物部门根据记录的题记，推测青龙寺大殿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赵元祥说，通过红外相机拍摄，题记中看不清的几个字显现出来了，证明这是一座明代建筑，同时也表明中国建筑史上以往认为的四川元代建筑风格，实际上直到明代仍有使用。
　　蔡宇琨介绍，古建中心利用古建筑年代学和红外相机，重新确认和修正了包括花林寺大殿、青龙寺大殿在内的23处古建筑的建筑年代。在一系列成果的发表和带动下，省内外古建研究学者开始纷纷采用红外线技术，发现了许多仅凭肉眼难以辨识的历史信息。

使用新方法
为四川木构建筑建立断代标尺

　　“从上个世纪至今，对四川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一直在进行，积累到今天，已经有不少成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蒋成说，21世纪初，古建筑的形制年代学和单体建筑断代方法有了一定发展，并在华北地区修正了不少古建筑的年代判定。于是，古建中心决定对四川现有的古代木结构建筑，尤其是年代偏早的木结构建筑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四川地区适用的木构建筑断代标尺。
　　“在古建中心的数据库中，现已积累了一批年代确凿的标尺建筑，研究人员已经初步掌握了四川地区元代至清代早期的形制变化特点，对多处古建筑的年代作出了更加精确的或不同于以往认识的新判断。”余书敏说，四川古建筑调查的首期成果《四川古建筑调查报告集》第一卷已经出版，预计今年将出版第二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