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生命的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四）
苏东坡像
《渡海帖》册页北宋苏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祝勇
在惠州时，苏东坡写下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诗句是那么的飘逸，那么的淡然，那么的美。
这飘逸，这淡然，这份美，让当时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章惇心里很不爽。他没想到，自己没能整垮苏东坡，反而成全了苏东坡。他心里一定不服，心想你这不是跟我老章过不去嘛，我就不信整不死你。想来想去，章惇下了一道命令，把苏东坡贬至天涯海角。那是一个不可能再远的地方。
随意无羁
散发出灵魂彻悟的灵光
章惇以文字游戏的轻松心情决定着官员的贬谪之地，苏东坡字子瞻，子瞻的“瞻”与儋州的“儋”都有一个“詹”字，看来他和儋州有缘分，所以就去儋州吧；苏辙字子由，那就把他贬往雷州吧，因为“由”与“雷”，都藏着一个“田”字。可见那时的章惇，对政敌的迫害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指哪儿打哪儿的境界。这还不够，他还要“痛打落水狗”，不断派人到各地检查处置的落实情况，假如当地官员给贬谪人员礼遇，他就要进行严厉惩处。
章惇其实没弄明白，并非惠州这个地方让苏东坡过得开心，而是苏东坡在哪里都开心。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与客观环境关系不大。苏东坡走到哪里，达观随缘的心性就跟他到哪里，快乐的笑声就会传到哪里。可以说，历经忧患之后，苏东坡已经达到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境界，用他自我表扬的话说，就是“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这个“度”，是他自己内心的尺度，不以他人的尺度为尺度。无论走到哪里，他对生活的迷恋、对生命的挚爱都不会有丝毫折损。走得越远，他的心越安，他的愁越少，内心所有的悲凉都在蓝天碧海间烟消云散。他的心里没有地狱，所以他的眼里处处是天堂。
苏东坡在儋州写的诗，有一首特别可爱：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这首诗，也叫《纵笔》。儋州的《纵笔》不是惠州的《纵笔》，但“白须萧散满霜风”这一句是相同的。或许苏东坡有意用这相同的诗句，表明他两次“纵笔”的勾连。只是儋州的“白须”，被一张红脸映衬着，显得鹤发童颜，更加帅气。小朋友看见他满面红光，以为他朱颜未改，李煜不是写过吗，“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处境变了，面色也变了。苏东坡心里暗笑，哪里是什么朱颜不改，那明明是自己喝大了，酒有点儿上头罢了。
在这首诗里，我看见一位白发飘飘、人面桃花（“朱颜”曾被用来形容美女）的幸福老爷爷，安然站立在阳光下、海风里。
在如此处境下还能幽上一默，说明他早已把伤痛放下了，此心装得下四海，此身不畏惧风浪。从这个意义上领略他的法书之美，我们才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比如苏东坡在儋州写下的《渡海帖》（又称《致梦得秘校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尽管是苏东坡北归前，去澄迈寻找好友马梦得时，与马梦得失之交臂后写下的一通尺牍：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忽忽留此帋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在那点画线条间随意无羁的笔法，已如入无人之境，达到藐视一切障碍的纯熟境界。它“布满人生的沧桑，散发出灵魂彻悟的灵光”，是苏东坡晚年法书的代表之作。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这件珍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流入清宫内府，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小品》卷之一。
被贬儋州
与长子清苦中吟咏唱和
写《渡海帖》，是在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东坡遇赦，告别儋州。临行前，黎族父老携酒相送，执手泣涕，苏东坡于是写下一首《别海南黎民表》，与海南百姓深情相别：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
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诗里，他已经把自己当成儋耳人（儋州古称“儋耳”，是海南最早设置行政建制的地区），把异乡当作故乡，而对于出生之地蜀州，他却成了一个过客。
苏东坡后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三个贬谪之地，当作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地方，有调侃，也有满足。
原本，苏东坡已经准备终老儋州了。他亲手在儋州城南盖了茅屋五间，重新建起自己的家，尽管那个家里，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王弗，没有王闰之，没有朝云，只有他和儿子苏过，两个人面面相觑。但两个人的家也是家，因为这两个人的家，同样看得见血缘的纵深。
他们爷儿俩一起看书，一起下棋，一起开玩笑。那个家，像所有的家一样有了生活的气息。那个家的四周长着许多桄榔树，苏东坡就给新居起了个名字：“桄榔庵”。
苏过把妻儿留在惠州，随父跨海，抵达海南这“六无”（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之地，日子虽然清苦，但他有史上最牛家教，因为他的老师，是北宋第三代文坛领袖苏东坡。在海南的三年，他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作文，吟咏唱和，没有一天间断。因此在兄弟三人中，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留下《飓风赋》《思子台赋》等名篇，著有《斜川集》二十卷。
他像父亲一样善画枯木竹石，苏东坡曾表扬他“时出新意作山水”；他的法书，也遗传了父亲的强大基因，留到今日的《疏奉言论帖》《赠远夫诗帖》《试后四诗帖》（皆为清宫旧藏，刻入《三希堂法帖》，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乍一看去，还以为是苏东坡写的。
苏过在笔墨流动间，延续着眉州苏家的文化香火。
第二年正月，不知从哪里飞来许多五色鸟，纷纷落在他家的庭前。五色鸟为体型壮硕之鸟类，头颈间有黄、蓝、红、黑、绿等色彩，只有中国的海南、台湾才有，据说“有贵人入山乃出”。
苏东坡看见满庭五色鸟，举起酒杯说：“若为吾来者，当再集也。”群鸟飞走，又飞回来，苏东坡大喜，作《五色雀》诗。他把自己当作儋州人，五色鸟把他当作儋州的贵人。
一句“我本儋耳人”，至今仍让儋州人民感到自豪。
说起来神奇，就在五色鸟群栖落在“桄榔庵”的正月，宋哲宗驾崩，宋徽宗即位，苏东坡时来运转，即将入相的传闻不胫而走，连章惇的儿子章援都代表父亲紧急公关，给苏东坡写信，拍马屁说：“士大夫日夜望尚书（指苏东坡）进陪国论……”还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只可惜，苏东坡奉命北返，走到常州，就溘然长逝了。
与弟长辞
北归路上不幸染瘴毒病逝
生命的最后岁月，苏东坡最想见的人，应该就是亲弟弟苏辙了。嘉祐二年（1057年），二人成为同科进士。三年后，二人在故乡眉州为母亲服丧期满，重返汴京（今开封），准备制科考试（皇帝为选拔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二人同居一室，在一个风雨之夕读到韦应物“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句，心有所感，相约将来早日退休，同回故乡，再对床同卧，共度风雨寒夜。这就是他们“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四十余年，他们兄弟都同守着这份约定，只是官身不由己，这年轻时的约定，他们一生未能实现。
自从兄弟二人步入仕途，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当年苏东坡被排挤出都，在杭州做通判期满，得知弟弟在济州任职，就主动要求到距离济州不远的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太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些名句，都是在密州写的。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后，苏东坡奉命回京，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官至三品，达到他一生宦途的巅峰，苏辙也回到汴京，他们一起度过了宦途中最愉快的时光。
后来苏东坡从惠州出发，准备渡海时，苏辙也刚好被贬至大陆最南端的雷州，二人在藤州见面，在路边小摊匆匆吃了顿饭，粗粝的炊饼和寡淡的菜汤令苏辙难以下咽，苏东坡却吃得有滋有味，四处辗转的生活，令苏东坡对物质生活早已不那么挑剔。苏东坡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体现在生活上，就是他既可以体面地参加皇帝、大臣的风雅宴会，也可以在鸡毛小店与贩夫走卒一起吃粥喝汤。
随后，兄弟二人在雷州海边分手，苏辙看着兄长孤瘦的身影在海面上一点点消失，至死没能再见。
苏东坡当年南行，走长江、入赣江、越南岭，章惇想用这条“十去九不回”的道路折磨死苏东坡。苏东坡去时安然，沿着同样的路归来时却染上瘴毒，患病而死，终年六十六岁。
应该说，章惇的目的，达到了。
只是那时，政治形势反转，章惇自己已被贬到雷州，成了一条“落水狗”，笑不出来了。
苏东坡像一枚枯叶，飘落在北宋的大地上。他已没有力气，回到他的家乡，回到他生命的出发地，回到父母亡妻的身边。
但他死得心安，因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正如他在密州仰望月亮，心里惦念着弟弟苏辙时写下的句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月光照得到的地方，其实都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