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苏轼书《醉翁亭记》拓本 三苏祠博物馆藏

　　

□袁丁

　　前不久，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举办的“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中，镇馆之宝——苏轼为恩师欧阳修所写的大字楷书《醉翁亭记》宋代拓本首次亮相，引发高度关注。《醉翁亭记》原碑因“元祐党争”毁于宋徽宗崇宁年间，1959年三苏祠成立三苏纪念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支持三苏祠，无偿调赠了院藏的宋拓本《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给当时的三苏纪念馆，由此可见其珍贵和价值。

壹
苏轼两次手书《醉翁亭记》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因支持庆历新政卷入党争，被贬谪到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做太守，写下了《醉翁亭记》。作为体现欧阳修“六一风神”的巅峰之作，《醉翁亭记》一问世立刻引起轰动。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记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醉翁亭记》首次刻石后更是引得世人纷至沓来，附近琅琊寺库房里的毡子被前来打碑的人用尽，甚至连僧舍的卧毡都未能幸免。商人也来凑热闹，据说《醉翁亭记》石碑拓本竟可用来抵税。
　　不仅如此，人们还以诗文、绘画、音乐等多种形式传播《醉翁亭记》，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为琴曲《醉翁吟》重作唱词和两次书写《醉翁亭记》，不仅东坡作品成为经典，而且丰富了《醉翁亭记》的内涵，对它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它们的创作过程充满传奇色彩，饱含着苏东坡对恩师欧阳修的敬意与深情。
　　元丰六年（1083年）秋天，苏轼的东坡雪堂来了一位客人，自称玉涧道人崔闲，从庐山远道而来，他带来老师沈遵的琴曲《醉翁吟》请苏东坡重新填词。原来当年太常博士沈遵读了《醉翁亭记》后，被欧阳修精彩的文辞与文中描绘的美景深深吸引，至琅琊山写下琴曲《醉翁吟》（《醉翁操》）。后来欧阳修为它作唱词《醉翁引》，可惜词曲不合，留下遗憾。

贰
为《醉翁吟》填词代代相传

　　回味恩师的佳作，苏轼涌起了无限的感慨和回忆。三十多年前，欧阳修被贬谪滁州，曾多次前往供奉着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画像的祠庙拜谒，希望从这位刚直敢谏、三起三落的前辈身上汲取力量。而彼时，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沉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低谷，他也曾在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忆起恩师。一日，在袅袅的月色中，崔闲弹奏起沈遵的琴曲《醉翁吟》，琴声清越，曲调妙绝，东坡仿佛看到了琅琊幽谷奇丽的山水；听到了鸣泉飞瀑动人的和声；感受到了欧阳修寄情山水的悠然自得之情。这一刻东坡与崔闲的琴音、欧阳修的文章、沈遵的琴曲达到了心灵的共鸣，于是东坡欣然为琴曲填词：
　　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欧阳修虽然仙去，但是他挥洒而就的名篇《醉翁亭记》映照千古；他感悟自然妙趣及追求绝妙意境的做法得以流传；他超然洒脱、独立担当的精神泽被后世；他爱民如子、与民同乐的情怀遗爱人间。苏轼将无限的敬意融入诗句，表达了对恩师的思念和赞美之情。
　　苏轼为《醉翁吟》填词后，极为满意，他在给沈遵的儿子本觉禅师法真的信中写道：“二种水装入同一器皿，可能不相融和；二张琴用同一只手弹，可能不相应和。现在沈遵信手弹琴却与泉声相合；东坡放笔作诗却与琴声融会。其中必定有相通！”至此，倚声填词的《醉翁操》终于声词皆备，同时因其倡导的“真同”境界和蕴含的感人深情，成为“琴中绝妙”，被人们争相传唱，广受喜爱。至南宋，《醉翁操》成为独立的词牌名，苏轼的《醉翁操》则固定成了词谱。经此音乐的代代相传，《醉翁亭记》迅速扩大了影响，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

叁
神韵飘逸的草书珍品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命运的不可捉摸，在苏轼写作《醉翁操》八年后，欧苏的命运再一次重合。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因两次遭到洛党攻击，被迫离开京城，到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做太守。这年十一月，好友刘季孙（字景文）受滁州太守王诏之托，自杭州经高邮西赴汴京（今河南开封），中途专程折到颍州拜访苏东坡，请他重新书写《醉翁亭记》。在此之前，《醉翁亭记》曾经两次刻石，但是由于欧阳修文名太盛，石刻已经被人拓写得字迹模糊。听到请求，东坡欣然应许，他在尾跋中写到：
　　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
　　好友相见自然要把酒言欢、诗歌唱和，苏东坡酒量不好难免陶然于醉，书兴大发。东坡醉中常有佳作，他在《题醉草》中说：“我喝醉后，乘酒兴可以写大字草书，自认为清醒后写的书法是比不上的。”他曾亲自编修欧阳修的50卷《居士集》并撰写序言，因此对恩师的名篇谙熟于心，加上醉后灵感勃发、情思泉涌，达到极佳的创作状态，写出了一幅气势磅礴、神韵飘逸的草书珍品，这就是至今传世的“鄢陵碑”。
　　《醉翁亭记》篇幅较长，又是醉后书写，因此略有微瑕，为了弥补遗憾，东坡又在十天后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再次回味恩师的《醉翁亭记》，东坡有了新的体悟，他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和关怀期望，看到了师徒二人在同样波折的命运旅途中前行的身影。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再次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即“滁州碑”母本。苏轼曾说：“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在高峰林立的唐代楷书面前，宋人要推陈出新异常艰难，然而苏轼却突破了唐人的藩篱，以“尚意”书风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大字楷书《醉翁亭记》正是这种美学思想的完美体现，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学者欧明俊说：“一部文学史，从很大程度上看，即是经典生产、传播和接受史，经典串起整个文学史。”欧阳修在山水间写下《醉翁亭记》，苏轼感怀恩师，再作唱词，两书“亭记”，不仅成就了文学、音乐、书法的巅峰之作，而且加速和扩大了《醉翁亭记》的影响和内涵，使其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作为见证者，它们也将永远铭记欧、苏的文坛佳话，带给人们无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