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喝茶休闲。（资料图片）

　　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的老虎灶上正烧着开水。

　　茶铺，是成都人对茶馆的称呼。清末以来，“坐茶铺”成为成都人悠远绵长的一种生活方式。悠悠岁月里，它如同一位静静守望在街角巷尾的老友，陪伴着生老病死，见证着世事沧桑。

壹 一城居民半茶客

　　1949年10月的一天，一位来自瑞典的青年坐在成都春熙路上的一家茶铺里，对着一架老式钢丝录音机讲述着他的见闻。好奇的人们将他围着，看着这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外国人对着一台机器自说自话。
　　他中文名叫马悦然，1948年8月，在学习了两年古汉语后，他远渡重洋来到四川。此后的两年中，他四处奔走调查四川方言，为日后完成有关中国西部方言的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还邂逅了一位美丽的成都姑娘，成就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佳话。许多年后，他成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是其中唯一一位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
　　马悦然寄居四川的20世纪40年代末，成都人口50万，茶铺有598家。民谚云：“一城居民半茶客。”无处不在的茶铺曾是他捕捉方言韵律、观察市井生活的一扇窗。
　　72年后，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的帮助下，记者从瑞典国家电台获得了这段声音档案。穿越遥远的时空，茶铺里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大约有400多……中国茶馆是个非常好的设施：在那里你可以聊天，谈论政治，或者做生意。你可以理发，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卖东西的小孩在茶馆里穿梭，他们卖花生、炒坚果、瓜子……大多数茶客穿着长衫，从旁边扣扣子……但也有若干人穿西服……”马悦然的声音之外，茶铺里人声鼎沸，茶铺外车水马龙。
　　王笛在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中，引用了这段记录。这位出生于成都的历史学者，一直致力以微观角度“为民众写史”。在他的研究中，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能像茶馆一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茶馆。在他看来，茶馆是社会的细胞，能折射出社会的复杂和变化多端；亦是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观察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
　　茶馆之于成都人的重要性，从作家张恨水流寓成都时所写的《蓉行杂感·茶馆》中可窥一二：“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但成都人“坐茶铺”，并非都是像闲人雅士一般去“品茗”。他们去干什么？李劼人在小说《暴风雨前》中，向读者展示了民国时期成都茶铺的三大功能——各业交易的市场、集会评理的场所、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人们在茶铺里打开水、煨中药、炖肉汤。不仅清音、竹琴、川剧、评书能在茶铺里找到舞台，棉纱、布匹、药材、粮油也能在这里做成买卖。“袍哥”（四川的民间秘密组织）人家在茶铺里设码头、摆茶阵（一种江湖隐语，用茶杯摆出不同阵形）。有了纠纷矛盾，邀约上一干人“吃讲茶”（发生争执的双方到茶馆里请公众评判是非），断是非。
　　一方茶铺，不但为三教九流提供了社交、娱乐、交易的场所，也给挑水工、堂倌、戏班、理发匠等小贩提供了持久的生计。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它“包办”了大众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贰

小茶铺里的大时代

　　当市井的千姿百态在茶香里氤氲，时代的风起云涌也在茶铺中上演。
　　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满园绿荫中藏着一家百年茶铺——鹤鸣茶社。两边黑漆柱子上刻着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西东。”文字中流露出的闲心与豁达正如川人的品格。
　　安逸、休闲是许多外地人对四川的第一印象。然而，也许人们并不知道，面对民族危亡，爱坐茶铺的川人从未“拉稀摆带”（拖泥带水）。
　　1911年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资州（今资中）小伙子石某刚订婚月余，不识文字，以开小茶铺为生。一天他听人在茶铺中读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时事如此危急，亡国就在眼前，还讨啥子婆娘啊？我要卖掉家产，拿来全部报效国家！”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宣布将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川、湘、鄂、粤四省迅速掀起保路风潮。6月，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废约保路”，组织群众到总督署请愿。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随后下令开枪镇压聚集在总督署请愿的群众，当场打死32人，接着又在成都各路口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川人民武装反抗。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今天，“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静静矗立在距鹤鸣茶社几百米处。
　　茶铺，既是传播消息的民间“通讯社”，也是宣传新思想的大舞台。在四川，茶铺几乎是所有民间演出的发祥地，戏园也从茶铺衍生而来。近代新文化自晚清开始在四川萌芽、发展，茶铺里不时上演追求个性解放、饱含民主思想的新剧。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一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时装戏”搬上了舞台。这部戏的原著有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那个信息传递的“慢”时代，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舞台上，川剧、清音、竹琴、评书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下，人间悲喜、国仇家恨在茶汤里翻滚激扬。
　　今天的眉山市青神县汉阳古镇，一条静谧的小巷里坐落着老茶铺魁隆昌。吃茶的老人说，当年这个茶铺是当地抗日川军的集合地，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后再未回过故乡。抗战期间，350多万壮士出川，誓死杀敌，64.6万人伤亡、失踪，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声声喧嚣中，茶铺藏起了无数惊心动魄，也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

叁

生在屋里活在茶铺

　　光阴荏苒，几十载风雨后，茶香依旧。透过王笛的研究不难发现，成都的茶铺虽然曾经沉寂过多年，但在改革开放后再次迎来生机，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当数城北公园茶园里的“周五茶会”。1987年头三季度，茶会上的成交额就超过两亿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主办方还把电脑搬进茶园，方便买卖双方搜索信息。
　　忧心儿女婚嫁的父母在茶铺里征婚，“下海”的商人们在茶铺里谈生意，编辑记者们在茶铺里找灵感、碰选题……再不见阔襟长衫的茶客，但堂倌的那声吆喝依然是熟悉的乡音。
　　今天，在咖啡馆、奶茶店、电影院林立的城市里，茶铺早已从公共生活的“唯一”变成了“之一”，但一代代人沉淀而来的情愫，仍在茶香里弥漫。
　　出生于1931年的诗人流沙河，年轻时在四川省文联工作，每晚总去单位附近的聚贤茶社打开水，带回去泡浓茶熬夜。在散文集《老成都·芙蓉秋梦》中，诗人如数家珍地写下那些远去的茶铺：瓯香馆、临江亭、广春阁、华华茶厅、吟啸、梁园、三益公……现如今这些茶铺早已湮没在岁月中，诗人也于2019年驾鹤西去，但步入成都的街角巷尾，仍能与一间间小茶铺不期而遇，偶遇低头读书的老者，似有先生遗风。
　　成都双流的彭镇，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茶铺观音阁至今还保留着张恨水笔下成都老茶铺的样子——不怎么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矮矮的黑木桌子，大大的黄旧竹椅……
　　茶客有老有少，无论贫穷贵贱，都能在茶铺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老板李强眼里，一碗茶面前，人人平等。
　　每天凌晨4点多，李强就开始生火烧水，准备迎接每天到这里报到的老哥们。老茶客喝茶1元，价格多年不变。虽然少，却让主人与茶客都心安。游客喝茶10元、拍照10元，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坐进里间，不打扰老茶客们在外间谈天说地。
　　茶客中的许多人在这里“活”了一辈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茶铺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谢客，门口的监控定格住正月十五凌晨4点19分，95岁的钟大爷无处喝早茶，等在茶铺门外不知所措的身影。
　　茶铺，沉淀了岁月的沧桑，也聚集了人的温度。
　　乡土饱经时光摩挲，人生尝尽喜怒哀乐。当年坐在大人膝头上用茶盖儿舀茶汤喝的孩子已是耄耋老人。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只有为数不多的老茶铺依稀还有儿时的模样。但漫步城中不难发现，李劼人的旧居菱窠旁，锦江畔的望江楼下，浣花溪边的花丛间，文殊院的树荫里……成都茶铺那股顽强的生命力仍在盛放。
　　从清末算起，成都的茶铺已兴盛了100多年。它如青草生于河岸，自然地长在这座城市的骨血中。天府之国千百年沉淀下的细致、淡定与从容，借着它，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
　　坐上竹椅的那一刻，人们便暂时放下了茶铺之外的纷扰。任这小小的茶碗，如一叶扁舟般，带着他们自这生活的河流顺水而下，看着两岸的山河大地，听着不住的鸟鸣猿啼，自在、安稳、笃定地前行。 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