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画像
《前出师表》局部 南宋 岳飞(伪,清刻)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受到万俟卨弹劾后,下大理寺监狱的。万俟卨看过秦桧送来的纸条,最后一次提审了岳飞,逼迫他在供状上画押。岳飞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他望了一眼头上的天空,明净如处子的眼神。我猜他会闭上眼,享受一下最后的阳光,任阳光像雨丝一样洒落下来,抚摸着他的脸。顷刻后,他睁开眼睛,抓过毛笔,在供状上飞快地写了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我据此猜测那一天是有太阳的,但老天瞎了眼,看不到岳飞的赤胆忠心。就在这一天,岳飞被毒死,终年39岁。
在我看来,岳飞有“九死”。一死于皇帝与武将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藩镇势力坐大,势必对皇帝“家天下”的制度产生冲突。这一矛盾是结构性的、永久性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汉代“七国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到清代“三藩之乱”,这一结构性矛盾一直困扰着历代皇帝,如同一个难以根除的病灶,在王朝历史中周期性发作,令许多王朝饱受藩镇武人割据造反的危害,以至于那些效忠于朝廷的武将也要受到猜忌,甚至蒙受不白之冤,岳飞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悲剧,已经成为历史的保留剧目,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一直到清代,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纵然曾经是皇帝的“铁哥们儿”,被雍正称为“大恩人”,要与年羹尧做“千古君臣知遇榜样”,都照样难逃一死。
二死于宋朝“家法”,就是赵匡胤夺位之始就树立的政治原则,其中就包括“以文驭武”的方针,也就是通过文人儒士来压制武将的政治空间。这一方针不只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付诸了实践。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鉴于唐朝、五代的武人反叛给王朝带来了深深的伤害,皇帝对武将的忌惮无法消除,所以当岳家军、韩家军纷纷坐大,对他们的军事势力进行打击就不可避免。只不过与先祖赵匡胤的温文尔雅、举重若轻比起来,赵构下手更狠、更坚决。宋朝皇家是重视家法的,认为赵家的家法是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家法,宋宁宗曾说:“惟我皇家,列圣相承,右文尊经,以为家法。”为了贯彻这一家法,赵构不惜开了杀戒,破了有宋一朝“不杀言事臣僚”的家法。
三死于岳飞与赵构、秦桧集团的“路线之争”,即:岳飞的理想是向北发展,恢复中原,还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带领整个王朝回归到北宋时代;而赵构最怕的就是去北方,因为对他来说,北方代表着王朝的噩梦,汴京更是国破家亡之地,徽钦二帝、宫人三千,就是在那里成为阶下囚,被押解到北国去的,赵构只要想起来就浑身发颤,假如像岳飞说的还都汴京,说不定哪一天,金军就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徽钦二帝的厄运就会落到自己身上。更重要的是,赵构是南宋王朝的建立者,南方才是他的“主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缔造属于自己的“丰功伟绩”,而北方唤起的,永远是关于北宋的记忆,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写的那样,赵构很难成为历史的主角。何况南方的杏花春雨、舞榭歌台、美女风月,他都是须臾不舍得离开的,那就干脆在这扎根吧。于是,赵构制定的总路线,就是在南方立国,离金人越远越好,再也不捅金国这个马蜂窝,即使催促岳飞打仗,也是为了以打促和,最终实现和谈。
因此,赵构与岳飞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岳飞看来,皇帝赵构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而在赵构看来,岳飞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是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问题是,谁是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当然是皇帝,皇帝是老板、董事长,武将充其量只是伙计,在制定国家战略方面是没有话语权的。岳飞的书札、诗词,却处处在坚持他的错误战略,死不改悔。死不改悔的结果,只能是死有余辜。
四死于岳飞不仅不服从于皇帝,还把矛头指向皇帝,甚至放言:“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这“官家”,所指不是别人,就是他赵构。这样做,意使皇帝成为众矢之的。这不是明摆着要皇帝的难看,这不是要与朝廷分庭抗礼,这不是要造反吗?
五死于岳飞自己的声望——他已经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心。岳飞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岳家军驻扎之处,成为天下豪侠忠义之士的投奔之地。岳飞不仅严于治军,更严于律己,不贪财,不好色,打仗身先士卒,几成道德完人,几乎成了王朝政治道德的象征,这样一个近乎“圣人”的形象,占据了王朝政治的道德制高点,难道不是在挑战帝王政治的伦理基础吗?
六死于岳家军是一支私家军,兵士只知统帅而不知皇上。所以它再发展壮大,再一往无前,也与皇帝无关。在赵构看来,在赵宋王朝内,私家军本身就是一个怪胎,而且越长越怪。“中兴四将”,各自拥有一支私家军,由于朝廷无力拨给军费,故而准许私家军经营一些产业,以满足他们的军费所需。于是,这些私家军除了打仗,还经营着海内外贸易、物流、酒店、田产等商业,俨然成了国中之国。私家军的日益膨胀,不只是削弱了皇帝对军事的统帅权,也削弱了皇帝对帝国经济的掌控权,让皇帝,尤其是赵构这个仅有赵宋皇室血统而手下几乎没有一兵一卒的皇帝,陷入深深的恐惧。
所以,在皇帝眼里,它就是一个肿瘤,再痛也要把它割掉。
七死于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以后,将大本营设在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这里控扼长江,北瞰中原,实在是朝廷军事上的命脉之地,所以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历史,就是一部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历史。岳家军以鄂州为坐标原点,垂直正北是帝国从前的首都开封府,水平正东是帝国现在的首都,从这里出发,北上可挺进中原,东进可威胁江南,有了这样的军事基地,岳飞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游刃有余。但朝廷可就悬了,岳飞假如谋反,不仅舆论上有优势,组织上有准备,军事上有实力,而且在地理上有条件,对帝国的危害,比起其他诸将更加恐怖。
八死于岳飞的个性。朱熹说,岳飞“恃才而不自晦”,就是说他性格耿直,不善于伪装、保护自己,尽管他有时也懂得低调,注意搞好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比如对“中兴四将”里的另外三将,他都恭敬有加,自己缴获的战利品,也经常送给张俊、韩世忠他们分享。从《凤墅帖》里残留的岳飞手迹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岳飞的这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比如“三札”中的最后一札《平虏亭记帖》,是收复襄汉六郡后,有人为了庆祝而写下碑记《平虏亭记》,岳飞回信,表示悚不敢当。具体是这样写的:
《平虏亭记》甚佳,可勒志石。但过情之誉为多,岂踈拙所宜当?悚仄悚仄。飞再拜。
寥寥数语,岳飞诚惶诚恐的心情跃然纸上。官场上的岳飞,与那个立马横刀、气吞万里如虎的岳飞,判若两人。
但这样的小心都是刻意为之的,岳飞的骨子里是自负的、有担当的、舍我其谁的。他也的确有把握全局的能力,所以朱熹说“中兴将帅岳飞为第一”。因此稍不留神,他就会“原形毕露”,尤其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因为皇帝在刘光世部队安排问题上的变卦,他竟然对皇帝耍脸色、撂挑子,态度恶劣。
也是这一年,他又在皇位的继承权上说三道四。更有甚者,是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戊午和议”达成,朝廷为了表示庆祝,把岳飞晋升为从一品,进升官阶的《制词》里把岳飞夸得如西汉卫青、霍去病一样伟大,没想到岳飞不仅不领情,还在“辞免”的札子里数落赵构一番,说全体岳家军都反对求和,自己升官,没脸面对三军,“态度倔强,措词激切”,让赵构充分感受到了岳飞“特立独行”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