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赶秋

　　休闲之都成都，自古以来，多出浪漫的诗人、文学家，慎思明辨的思想家、哲学家似乎就有点凤毛麟角，一念之间，只能想起严遵、扬雄和贺麟。严遵、扬雄皆大名鼎鼎，但对于一代哲学巨匠贺麟，即便是成都的文化阶层，也知之甚少，一如“新儒家”“新心学”这些概念，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情形也是很常见的；若不是近日读了彭华《会通与建设：贺麟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会通与建设》），笔者对他亦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贺麟对哲学产生兴趣，源于早年父亲教他读朱熹的《朱子语类》与王阳明的《传习录》。在金堂念完私塾和小学，在成都石室中学读完中学，贺麟于1919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高等教育。其间，梁启超、梁漱溟对王阳明的推重深深感染了贺麟，为他日后草创“新心学”打下了底子；他还打算步吴宓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推介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
　　毕业后的第二个月，即1926年8月，贺麟负笈西行，开启了跨越六年的欧美游学模式，试图以西学为鉴，找到一条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中国哲学的道路。192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翌年，进德国柏林大学深入研读黑格尔哲学。29岁那一年，即1931年，贺麟归国抵京，在北大、清华开课，讲授西方哲学及哲学史。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贺麟主张在彻底把握中西文化之精华与糟粕、长处与短处的基础上，沟通古今文化，融会中西文化，撷英咀华，继承和赓扬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思想成果，从而改进中国传统文化，以建立综合创新的新文化，以争取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以解答时代的问题，以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直至晚年，贺麟依然坚持这一理念：“我非常强调贯通二字。新文化的建设要中外贯通，古今融会”。贺麟善于贯通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例如，他读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书，“常会感到一些中国哲学的意味，譬如他的重哲学而轻科学，他的推崇自觉，讲求神秘，他的祛除符号，不要言诠，都会令我们想起先秦魏晋的老庄和宋明陆王之学”。
　　除了“贯通”，贺麟还特别强调“同情的理解”——这也是带有一般意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镜。因此，《会通与建设》专辟一章“同情的理解：以陈寅恪、贺麟为中心”来细细诠释，意在提醒世人注意。正如“打通”一语宋人即已提及，“同情的理解”云云亦可在宋人那里找到出处。朱熹擅长应用体验的方法读书，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深沉潜思”“优游玩索”等等；而在西方世界，黑格尔、伯格森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识真理必须放弃自我，沉溺在对象之中”。彭华指出，这些均可视为贺麟“同情的理解”说的来源。
　　明白晓畅地揭示了贺麟的文化哲学、治学方法之后，《会通与建设》进入精彩纷呈的个案解析，侧重评述了贺麟与西学、儒学、蜀学的种种交集碰撞。这些犹如“月映万川”之万川，皆会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贺麟的文化思想。最后，附录“贺麟学行年表”以照应并补充首章“生平与学行”的未尽之意。如此这般俪偶回环，独运匠心，似乎又给这本学术专著平添了一抹文学或美学上的色彩。